L.G.136,144号纸箱的外保护层也受到水浸，纸箱本身并未受到损坏。

受到水浸但可恢复的所有包装均被转移到地下室做晾干处理。我下令扔掉被泡湿的纤维材料，以及那些因浸泡而变形为纸浆的纸箱层材料。

拉吉维尔公主及其年轻的丈夫特维德先生前来对于他们无意中造成的意外损失深表歉意。

我未能见到瓦朗舍公爵的管家蒙哥多（Montgodo）先生，他此次特别陪同主人前往巴黎，去赴公爵传统的周三晚宴。 ”

除却这些由于保存地点是私人宅邸而非符合保藏标准的博物馆空间而存在的风险之外，罗契尔德收藏在战争与法国被占领期间并未遇到其它危险。

其实，最主要的危险与这批收藏的“出身”相关。应该特别注意档案中无从考证的一个信息，即由科布伦茨转述布隆的一段话，需要以最严谨的态度加以考量。“尽管（国家对罗契尔德收藏的捐赠接收）程序完全规范，藏品于1936年7月25日实际转移到卢浮宫，然而在行政管理中，这批收藏一直难以真正融入卢浮宫”。科布伦茨说，“而且很可能由于收藏家的‘出身’，由于1940年停战协议之后开始实施的一系列种族歧视条款，而永远无法融入。 ”

维希政府的反犹立场促使其特意将“罗契尔德”这个名字从所有官方文件中删除。这使我们怀疑，将罗契尔德收藏让渡给纳粹占领者的想法曾经在法西斯维希政府某位官员的头脑中出现过。不过需要注意，这个甚至经常被布隆身边人士提及的假设，并不能从国家博物馆档案中找到确凿证据。档案不但无法证明维希政府曾有放弃罗契尔德收藏的意愿，而且应该说从总体上看，可以排除这个假设。毋庸置疑的是，在纳粹占领期间，坎普（G. van der Kemp）、维尔纳、萨勒（Georges Salles）、奥特格尔（Louis Hautecoeur）等国家博物馆界的馆藏研究员及其他知名人士为保护国家文化遗产有过大量令人起敬的行动，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便维希政府的确产生了放弃罗契尔德收藏的念头，他们也会以最有效的方式对其加以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