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仰视和平视

马克思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们之所以觉得伟人伟大，是因为我们自己跪着，站起来吧!

在当代具象的作品中，表现英雄、杰出人物、领袖的作品并不缺乏，它们与过去相比，最大的变化是，改变了观看的角度，有传统的仰视变成了平视。作者平视这些不寻常的人物，那么带给观众的，同样是观看者视点的改变。

改革开放以后，解放思想的启蒙运动，带给雕塑界的，是重新审视对英雄、伟人的塑造方式，让他们带着人的七情六欲，走下圣坛，走向人间，重归于平凡的世界。

如果把鲁迅美院霍波洋的毕业作品《赵一曼》，和50年代初期王朝闻创作的《刘胡兰》相比较，可以明显看出，一旦观念改变以后，在同样是女性烈士的塑造上，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赵一曼”的女性特征开始得到了强调，身材颀长，面容姣好，造型的块面转折婉转，带有装饰性。这种作品如果搁到过去，一定会作为形式主义遭到痛批，但是现在，却成了大家议论和学习的对象。

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新的尝试就是一帆风顺，人人认同。

争论终于发生了，这是因为毛泽东。

1992年在《当代青年雕塑家邀请展》上，中国美术学院渠晨明的《沁园春——毛泽东在1945》引起了争议的作品。这是1991年渠晨明的毕业创作，作品与真人等身大小，毛泽东头戴那顶著名的太阳帽，头部上昂，双眉皱起，表情严峻，似乎在思索，这种面部表情在过去毛泽东的塑像中是绝对没有的。毛泽东身着肥大的衣裤，甚至略带些臃肿，至少是一幅不修边幅的样子;衣服质感粗砺，衣纹皱褶明显，没有作装饰性的处理，他双手紧贴衣裤，自然下垂，肩部不宽，相比较，腹部更显，并微微下垂。整个造型是高度写实的，正是这种写实让人们接受不了，因为他不是人们习惯了的毛泽东。

1992年，《美术》第10期发表署名方维的文章，《对一座雕像的意见》，对该作品提出了批评：第一，作品没有表现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激发了人民群众希望、喜悦和赞颂之情，也没有表现出毛泽东《沁园春》词发表后，在当时产生的影响。第二，作品将52岁的毛泽东表现得像个年过花甲的老人，服装也没有加强人物的英雄气概，显得蹩脚和琐碎。第三，作品不具备典型性，因为毛泽东“客观上又不能不是中国***人乃至当时整个进步社会力量的一位代表”，同时，作品也缺乏鲜明的个性，把“重庆谈判时的身材魁梧、生命力强盛、神采奕奕的毛泽东竟然塑造成满面愁容、空虚惆怅、无可奈何的样子”，对毛泽东进行了丑化。

这个批评意见曾经是非常流行的标准化的政治批评语言，渠晨明所做“毛泽东”的意义正是向雕塑提出的一个问题，我们的雕塑怎样表现著名的历史人物?塑造“领袖像”曾经是中国雕塑的重要功能，在一段时间里，甚至是主要功能，1979年以后，领袖像的定件明显少了，但是关于领袖像的塑造思想却没有正面清理，领袖依然是领袖仪轨和形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