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平民的肖像

如果仰视和平视之争，在当代具象作品中，一直都存在;那么，一种平民化的具象雕塑风潮却不动声色地在当代雕塑中潜行。

在1992年当代青年雕塑家邀请展上，刘杰勇《站立的人》引人注目。曾有人称它为一代青年的无字碑。这是一个很“酷”的青年，板寸头、皮夹克、圆领毛衣、萝卜裤、大皮靴、眼上架着大墨镜，耳上塞着“随身听”这种标准的行头和标准的神态活脱脱一个当代时髦青年。作者并不自矜于写实技巧为满足，而是让人在一个冷峻、沉默、有距离的神态中，感到一个当代青年的内心世界。

这种自成一体的不合作的态度让我们感到了个人与社会的一种对峙和紧张的关系，正是这种既熟悉又有距离的感受，使我们感到了人物所具有的一种沉默的力量。刘杰勇同时期的另一件作品，《背小孩的小孩》尽管作品做得很概括、很有趣味，但人们看到它时，感到的是一种苦涩。这是一个贫困地区的情景，一个未成年的几岁的小女孩背驮着另一个更小的小孩，小女孩杨起五官不清的头，张着一张小嘴，带着一种惊讶和企盼的神情，使这件作品具有一种现实的关怀，一种对边远地区儿童的同情和悲悯。

展望参加《当代青年雕塑家邀请展》的作品则是一件《坐着的女孩》。展望是比较早开始尝试用翻制的办法来塑造人物的雕塑家。展望拿这件翻制作品参展，表现出他的创作状态与当时其它青年雕塑家还不太一样，这种翻制作品在展览中是唯一的一件。展望解释，这件作品塑造了一个将要起身和面露惊惶的少女来暗示初潮，这个瞬间象征萌动初醒的状态。这也是非常普通的年轻女孩中的一个。

1994年，展望的个展《空灵、空——诱惑系列》继续采用了翻制的手法，不过这个展览是他创作的一个重要转折，也是他创作观念上的一个重要的变化，他去掉了人的具体性，剩下的是着装符号——“中山装”，并由此引来对于生存问题的追问。这种服装样式到80年代基本已经没有人穿了，但它所担负的历史重任和它对一个民族带来的影响却是极其特殊的。在这些掏空了的躯壳上，包含了作者对人的欲望的理解和生命的想象，这是人的缺席，但又处处表现了人的在场，抽空和复制真人躯壳，加上仿生的幻象，构成了作品特殊的物质形式，原先承载精神的肉体连同旧的自我一同消亡，作者的观念在作品的制作过程中体现，留给人们的只是一个结果和概念。

还有一些年轻雕塑家，例如班陵生、于晨星、姜煜都采用了照相写实的手法来塑造自己的形象，用具象雕塑来反观自身。自塑像是雕塑上的一个传统，然而，当新一代的雕塑家用具象方式来关照自身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带上特定时代的痕迹。

陈文令的《红孩儿——我的童年》这些生动活泼的“红孩子”与作者的个人经历，个童年记忆有着密切关联;他不仅是一种个人的记忆，同时还是一种集体的记忆，它们以其单纯、童趣、生动、和强烈的视觉效果打动着观众;同时这些往日的记忆还具有文化品质上的暗示性，它们无异是一剂清凉剂，让人们在这个浮躁、功利的世界，或者某种视觉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