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访的人

许多年后，53岁的艺术家高兟依然记得，1979年北京冬日的早晨，沿着那条狭长的街道，第一次走进国务院信访接待站的情形。位于陶然亭附近的“上访街”在他的回忆里是这样的，“街道两旁是上访者搭建的低矮的窝棚，旁边堆积着破烂不堪的杂物，衣衫褴褛的上访者在窝棚前支起简陋的灶具生火做饭。满脸污垢的孩子们在那个狭小的世界里钻来钻去。”

1968年10月1日，高氏兄弟的父亲，济南消防器械厂的一名职员，在“清队”运动中被隔离审查。也是从那一天开始，12岁的高兟就感觉到，父亲可能永远不能回来了。

25天后，兄弟六人收到了父亲因为“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而“畏罪自杀”的消息。

高兟至今还为父亲去世而自责。当年12岁的高兟想，“如果我回来见父亲，我父亲可能就死不了了，因为我觉得也许我会用个人的办法，能让他不去那里，或者让他逃走。”

1979年，23岁的高兟带着为父伸冤的上诉材料以及母亲和兄弟们的重托，只身登上了进京上访的火车。

“我们家在京城还算是有人的。当时在国务院内务部工作的姑姑告诉我，上访者数不胜数，有些人已经在这里住了好几年了，可能从来没被接待过。”高兟目睹了那些绝望的脸，他难以克制地流下眼泪。”

一名工作人员对他说，“你还是回去，在这实际上是没有用的。”一张 “转山东省信访办处理”的信函、一张返回济南的免费火车票就打发了他。“我搭上回济南的火车，发现整个车厢里满满的全是上访的人。我听到了各种方言讲述的各种各样的奇闻冤案，有的是游击队的队长，被认为是叛徒，有的从事地下工作，有的是地主，总之是反正各种各样的人。”那是一辆少见的慢车，似乎是因为满车的冤屈过于沉重，火车开得很慢很慢。

“我们上访了十几年，因为不相信父亲有罪。”

高父最终得以“平反”，是在1980年前后，最高当局下达对文革冤案“全面落实政策”的文件。“一条人命，十几年的上访，最终得到的是三千多块钱的‘抚恤金’。”

25年后，高氏兄弟和一个作家再次来到北京的信访办。当年那些简陋的窝棚早已无影无踪，信访处的大门紧闭着。一些上访者，或站，或蹲，三五成群地聚在门前闲聊。一个独自面壁坐在墙角地上的老年妇女，“穿一件油乎乎脏兮兮的黄棉袄，腰间扎着一根细绳，头发灰白，戴着老花镜，握着一根浅绿色的圆珠笔，聚精会神地写着材料。她像一尊被遗忘的雕像，当我们拍她的照片，她没有一丝一毫惊动。那是一种具有超强意志，或绝对神经麻木的人，才可能有的沉着与专注……”而不远处的永定门火车站，让人有一种时空倒流的感觉：来来往往的乘客、警察、车夫、乞丐、商贩以及那些小姐、皮条客……欢迎来到真实又虚幻的现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