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的统一非常危险

“我们都有病，我们在他们面前不应该有任何优势，理性在非理性面前不应该由任何特权。凭什么你要把非理性扼杀掉？他们自由欢笑、自由哭泣的权利没有了。但是我们也遵守一个底线：就是对他人和对自己的侵害要慎重，我不提倡暴力，我们个人的幸福体验都处于非理性状态，但我们为什么要如此惩罚非理性呢？就因为它是个人的，牺牲个人利益确保国家利益是中国文化传统，但国家又是属于谁的呢？”

郭海平这几年接触到许多有艺术天赋的精神病人，他懂得了如何帮助病人排除外界干扰的重要性，排除社会人为的干扰，他们才能找到自己；而我们画出来的都是教育的产物，自我越来越少。很多人都会误解精神病人的画是学习的，其实很多大师都是向他们学的，如像克利、杜布菲、毕加索他们都强调自己是如何向精神病人学习的。”

他给我们举例子说，“比如我们带10个病人过来，有的人就会不断有作品出来，他们不断有画画的欲望，无所顾忌，而且非常专注，但我邀请那些医生和护士画画时，没有—个人敢拿起画笔，顾忌很多，到底是谁有障碍呢？至少在表现自我时，所谓的正常人还是有很大的障碍，可我们没有人愿意承认，反而称他们有心理障碍，这是不是颠倒黑白呢？”

“在西方，如果不能确认精神病人对他人和对自己构成伤害，任何人是不能剥夺他们权利的。但是在中国，大家都不愿改变对精神病人的歧视和偏见，大家总认为他们只会给社会添乱，理性权力的支配地位是不能动摇的，随意剥夺精神病人的权力现象非常严重，而且还被当成是理所当然的，这里面有无知、偏见，也有别有用心的，我做这件事至少可以让更多的人觉悟和孤立那些别有用心的人。”

高度统一是非常危险的，而这种危险很多情况下我们甚至自己都不自知。现在致力于精神病艺术传播的郭海平也常在书中得到这种思想源泉，他欣赏很多人，包括阿多诺、福柯、德勒兹、维特根斯坦、克尔凯郭尔、尼采、章太炎、鲁迅等。“阿多诺提出过非统一理论，也提到过高度的统一是危险的。”顿了顿，他脖子一挺，继续说道，“阿多诺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但是对于这一点来说，我是持有保留态度的。我认为该需要有血性的时候就需要有血性。这可能就是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差异，至少在中国是这样。”

郭海平也欣赏鲁迅对于中国为什么没有天才的论断，即中国没有天才，是因为中国没有天才成长的土壤。“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是先从盆栽开始，慢慢地，把盆子砸了，”他笑着说，“我们应该看到，政府也在进步、努力，只是比我们想象的要艰难许多，官员的觉悟也千差万别。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正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