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游离于非法的边缘到身份合法，从博物馆建成的欣慰到后续发展面临困境的焦灼……过去5年，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在成长中记录了这一切。
1985年仲夏的一天，我去渭北出差，途中发现有文物贩子要把拴马桩的头砸下来倒卖。那时候我对文物还没什么概念，只是觉得石柱上方雕刻的胡人和雄狮非常精美，如果就这么被砸了，实在太可惜，于是毫不犹豫地用双倍价钱买下它。这就是我收藏的开始。
随着藏品数量的增加，我逐渐意识到每一件都是文化遗产，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于是收藏的愿望就更加强烈。但收藏过程中，多次被派出所罚款，有时甚至连人都被扣下，于是我找文物部门协调，希望能办理收购手续，以证明我们的收藏行为合法，但文物部门说，国家没有这方面的政策，不能办。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不止一次想到过放弃，但是对这些文物难以割舍的感情还是让我坚持了下来。
为了更广泛地搜集藏品，我先后组织了30多人，分6支队伍走村串巷，与群众广泛接触，将各地遗留下来的民俗物品，特别是石雕、木雕、砖雕等进行拉网式普查，逐一造册登记。当看到珍贵的民间艺术品被用来建厕所、修猪圈，甚至敲碎了铺路，我在痛心的同时也愈发觉得自己的付出是有意义的。就这样，20多年过去了，我的收藏在不知不觉间形成了规模，我也在不经意间把一个重任扛在了肩上。
1999年，我想在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办个民俗博物馆，可由于与郭杜镇整体规划冲突，只好放弃。2001年，我终于在南五台风景区找到了一块地。由于是建民办博物馆，虽然不少政府官员实地考察藏品后都觉得应当支持，可是由于《文物保护法》没有明确的条文，相关政策也不明朗，有关部门在审批项目时迟迟不敢落笔。
在我几近绝望的时候，通过好心人的引荐，我向当时正在西安调研的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现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和遭遇。郑欣淼实地考察后表态：“王勇超干了一件正经事、一件大好事，应该大力支持!”随即，在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西安市文物局、文化局、民政局先后下发批文。
2002年5月，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登记注册，并于2008年12月对外试营业，目前已先后接待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家部委和各省市领导同志80多人次。
2009年，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接待游客约18万人次，门票收入1000多万元，先后被评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陕西省民间艺术抢救保护先进单位”“陕西民间文化保护示范单位”等，还被确定为陕西省和西安市“十一五”重点建设项目。
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资金短缺。虽然一年门票收入有1000多万元，但博物馆每年的基本运营费就需近3000万元，同时，正在筹划的二期工程1.5亿元投资还没有着落。由于民营博物馆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事物，属于公益性文化事业，需要大量的投入，而回报却很少，因此投资商不愿介入，银行不愿支持。另外，民办博物馆与国有博物馆在政策支持、税费减免等方面还未真正做到一视同仁……
博物馆的发展壮大与国家、省、市对文化建设的重视息息相关。我很幸运参与了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的建设。虽然至今仍有不少发展难题，但我依然信心十足。我时常想，如果没有近几年来的民办博物馆有关政策调整、没有社会各界对民办博物馆的支持和理解，我们可能还游离在边缘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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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云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