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六明

魏光庆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在这所有现代主义历史的学校，魏很快就接受了正在发生这的现代主义运动。可以想象，当他毕业之后分配在湖北美术学院之后，他开始与那些对现代主义感兴趣的老师和艺术家在武汉发展现代主义：

我是81年开始学画，初一，考大学之前，那个时候是‘85新潮， ’85新潮那个时候得到的一些信息都是魏光庆回来说的，我记得他还学劳申伯(Robert Rauschenberg,1925-2008)做了个软雕塑，那个时候就跟着看啊什么的。巧在我考上湖美油画系的时候，魏光庆正好又教我，他和方少华教我4年，所以我们这个班在整个学校来说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是两个年轻老师，而且也都喜欢现代艺术，所以相对很自由。

被称之为“‘85美术”的现代主义潮流是中国年轻的艺术家悉数揽尽西方现代主义风格的艺术运动，所有50年代出生的敏感的艺术家已经熟悉了从印象主义、表现主义、抽象主义直至超现实主义的语汇。然而，这正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在欧洲和美国甚嚣尘上的时期，所以，1985年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劳申伯艺术，已经开始将中国的现代主义引向后现代主义，在马六明进入湖北美术学院的这一年，政治上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事实上已经标志着现代主义运动的结束，只是到了1989年的6月，那些现代主义者才从之前现代主义检阅性展览“中国现代艺术展”(Avant-garde)的混乱与迷狂中清醒下来。无论如何，作为朋友的老师的教导与现代主义的现实已经告诉作为即将毕业的学生的马六明：发生在全国不同城市里的现代主义运动已经完成了对西方20世纪早期艺术风格的学习，许多被认为可以实验的方向，已经拥挤着充满理想或幻想的年轻人，到了1988年，有不少批评家和艺术家开始重新关注所谓“语言”问题，那时，现代主义的本质观仍然指导着人们的批评作业，语言与思想仍然本看成是可以分离的现象与本质两个层面。所以，当后现代的行为与作品出现在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上时，批评家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他们忙于应付突如其来的混乱，而来不及收拾现代主义理论上的残局。这年，马六明仅仅是学生，可是，现代主义的发展事实上要求新的艺术家寻找新的路径，如果没有意识到形而上学的死亡，就不可能接续’85运动的遗产。

从学校毕业之后，马六明在武汉的一家公司工作，他的目的是，将户口留在武汉这个大城市，不过，3个月后，他接受宜昌朋友的建议，去了宜昌。这位做装修的朋友为马六明提供了基本的绘画条件，正是在宜昌，马六明完成了参加92年“广州双年展”的作品。由于无法忍受宜昌这个城市在艺术氛围上的缺乏，1993年，马六明再次回到武汉，他开始像曾经羡慕的王广义那样，在大城市做一个职业的艺术家。他在湖北美院附近租了个房子——很巧这是之前批评家皮道坚(1949— )为写作租过的画院的房子。马六明似乎强烈地意识到，只有在具有艺术或者学术气氛的地方，才有可能发展自己的艺术。“那个时候世界观很小，就认为美院是中心，就是想靠近美院还有机会去做艺术，最早就是想留校，就是想持续做艺术，是这种想法。我自己从小到大就真的是觉得艺术是自己血液的一部份，我没办法做其他事情，一直就是这样的想法。” [vi] 可是，1993年是“玩世现实主义”和“政治波普”的潮流迅速推动的时期，从1991年开始，这两个运动就被批评家和画商推向社会前台。马六明仍然不是武汉现代主义圈子的一员，何况那时在武汉的艺术家——例如已经声名卓著的王广义和自己的同学曾梵志——纷纷迁向北京，所以，当他完成了一批作品之后，只有去请教老一辈的艺术家唐小禾(1941— )：“我拿着作品拍的照片去请教。因为我跟他孩子唐晖一样大，所以把我当孩子一样看，他说是你不应该在这里做艺术，你应该去北京。北京是个漩涡，他说你应该去漩涡中间转转，在武汉不行。那个时候就开始有这个动机了，就是要来北京。”

1993年6月12日，受做一个艺术家的内在冲动的驱使，马六明无所顾忌地乘上去北京的火车，开始了他的人生新的旅程。马六明没有去有各地艺术家聚集的圆明园，他被告知这个充满故事的地方太混乱，不适合安静地工作。而在没有任何人注意的北京东郊的一隅，马六明可以独自看书，思考以后可能的未来。他很快与住在同一地方的其他艺术家例如张洹(1965— )、张炀、王世华(1951— )等人结识，这是一些同样期待着艺术成功的年轻人，尽管物质匮乏，但是他们享受着自由艺术家的空间与生活方式，喝酒、谈论艺术。最初，马六明带着武汉批评家祝斌的书信，拜访了批评家栗宪庭(1949— )、易英以及在圆明园的画家丁方，也许是因为拥有青春的资本，马六明与他新结识的朋友们并不十分焦虑地准备着未来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