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界仁作品

记者：您的《军法局》着力于讨论解严之后台湾社会内部的转型正义的问题，并由此引申出对于当代社会中是否还存在着无形的体制监狱的思考；《帝国边界Ⅰ》和《帝国边界Ⅱ》则侧重于对“殖民内化”的考察和揭示。而无论是《军法局》的结尾中一群人猛烈地想要推倒一座铁皮房子，还是《帝国边界》里的控诉和拯救都有一种“还政于民”的意味，或者所谓的“自我赋权（self-empower）”，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否能说您内心隐含着某种无政府主义倾向？

陈界仁：我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是认为我们需要将关系到生命价值的问题予以“公共化”。“自我赋权”是在争取集体生命价值时，当面对统治阶级的法律压制，必要的一种自我合法化。我提到的“人民书写”同样是指每个人都具有自我言说的权利，而不应该把这个权利让位给了媒体、治理机构以及主流论述。从“自我赋权”到“人民书写”，对我而言，是讨论集体生命价值时必要的过程。
 

今天的台湾社会已完全的“景观化”，景观社会把“人民”变成了“消费大众”。媒体从原来的“中介”变成了支配我们的治理机器，并以一种循环式的消费时间掌控我们的生活方式。在景观社会中，我们应该有意识的扩大“自我赋权”的合法性，无论在哪一种社会体制中，“自我赋权”和“人民书写”，都是改变社会必须的基础和能动性的根源。

记者：刚才您提到“人民书写”，对于“人民”这个概念您是否有自己的一个标准？我们注意到在您为《帝国边界Ⅰ》成立的“我怀疑你是要偷渡”的Blog留言中同时存在着亲美和反美两种不同的意见。那么您认为，替美国说话的这部分人是否属于您定义下的“人民”呢？

陈界仁：我先澄清“人民书写”的意思，这当然不是指我或任何个人可以代表人民。人民、大众、诸众（multitude）这三个概念，都在描述广义的人民，以及人在国家与社会体制中的不同状态。一般所说的人民，指的是主权国家里的公民，大众常常是指置身景观消费逻辑里的众人，而Antonio Negri和Michael Hardt所说的诸众是指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帝国下，具有能动性和改造力的芸芸众生，类似过去所指的“无产阶级”，但范围更加宽广，超越了主权国家内的公民身分，我们可以简单说诸众是一切具有革命能动性的人，所形成各种反新自由主义全球治理的群众。那些持亲美意见的人，在法律上他们当然是属于公民，但就是否具有改变当代治理结构的角度而言，他们把自身放在了统治阶级的位置，而不是从诸众的位置进行发言。重要的不是他们同意还是反对我的观点，而是由于台湾过去历史所形成“帝国意识内化”的精神现象，在这之前，一直没有形成可被看见的“档案”。但是在“我怀疑你是要偷渡”的博客中，因为他们的勇于发言，“帝国意识的内化”成为了可被看见的精神症状。

相互质疑的目的是为了相互启蒙，通过“人民书写”的过程，以及人民之间的相互辩证，人才可能由原先单一主权国家内的公民，转换成具有能动性和连结性的诸众。启蒙是相互的，有些人误认为我拍片是在关怀弱势，但事实上那些工人才是真正推动台湾社会进步的力量，反而是他们启蒙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