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界仁作品

记者：所以您所定义的“人民书写”中“人民”只是指一种被启蒙之后而具有能动性的人？

陈界仁：民主形式中，我觉得参与式民主是相对进步的。民主形式有几个基本层次，第一个要考虑的是“不可表决性”的问题是什么？也就是“人权”究竟该涵盖多大的范围？除了言论、政治，宗教、性别等自由必须被保障外，我们的居住权、工作权、文化多样性以及全球公民权等权益，在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逻辑下，正被急速的排除或限缩。比如在房价高涨的情况下，居住权更应该是我们的基本人权，在自由市场下，工作权同样也该是我们的基本人权，这些问题不能只交由自由市场或是资产阶级民主的代议制以及寡头统治集团的不透明决策来代表我们决定。被排除的意见该怎么办？这也是我认为参与式民主以及“自我赋权”的必要性，只有通过积极的介入，我们才可能改变被新自由主义宰制的当代社会。

记者：我注意到《帝国边界Ⅰ》中，人物都是女性，这是在有意突出什么吗？

陈界仁：只是很凑巧在我的Blog留下案例的90%几都是女性。事实上也是单身、未婚、高学历、英文很好、但没有固定资产的女性，在台湾申办美签时，最常被美国政府怀疑有偷渡倾向，大陆配偶的部份也是类似的情况。签证制度中当然存有性别歧视的部分，不过选择都是女性参与演出，并不是我事先就设定好的。

记者：档案与表格是您影片中很常见的意象，《军法局》里随处可见成堆散落的档案，《帝国边界Ⅱ》更是以档案的销毁开始，以长镜头默默地注视档案悄无声息地燃烬成灰结束。“档案”对您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陈界仁：谈到“档案”我们会先想到的是官方档案﹝这通常会被视为是一种管理数据和证据﹞。我常说台湾是一个“无档案化的社会”，这时我指的是一个去历史，去脉络化的社会。譬如解严二十几年了，但关于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核心档案，到现在还是没有被公布。使得这段历史无法被真正回溯，无法真正进行讨论，无法澄清历史责任的归属，更重要的是让这个社会无法从自身的历史中，建立起有意义的生命价值观，而只能以失忆的状态持续地被景观社会所治理。

不过“无档案化的社会”同时也给予了我们与统治阶级对抗的空间，某方面说，正因为档案被遮蔽，反而显现了权力继续以“不在场”的方式持续其治理。正因为这些无记录、无档案、无法被看见的部份，所形成的断裂和缝隙，反而让我们可以通过想象进行拍摄行动，并藉由这些行动，对“人民记忆”进行“再书写”和“再连结”的可能。也因此我们不应该把“档案”的概念只局限于官方文件，而是将传说、小说、演义这些是来自民间的集体创作，同样视为是“档案”的另一种形式。我关注的不是真实或虚构的问题，而是它反映了数代人民的精神状态、伦理观和想象性。对我而言，这些传说、小说、演义，以及诗所记录的不是实证式的历史，而是记录了脱离官方论述的人民精神史。艺术的想象性和行动性，同样可以从官方档案中被遮蔽与断裂的部份中，展开另一种书写行动。

官方档案可以被统治机制销毁，但“人民记忆”却可以从这些灰烬中继续繁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