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这些背景有一些是比较理想化的，有一些是比较现实的。

　　岳敏君：这些背景并不是纯粹的现实，我将一些东西抽离出来，它是一种再现式的背景。比如，我当时想到一个红墙，我表达的也许只是一个红墙，并没有红墙上面的肌理，我只是想单纯地把这个意念给表现出来，所以画面的背景都变得很简单。

　　记者：上世纪90年代末，你将笑脸作品置换到西方古典油画作品中，这样做的灵感是什么呢?

　　岳敏君：我们这一代人的背后有几个背景，一个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背景，还有通过学习等而获知的西方资本主义背景;当然还有一个中国传统文化背景。这些背景都会对中国艺术家的创作产生影响。那么选择置换西方经典绘画作品，是我所受教育及所用油画作为表达方式的结果。这些绘画里面要表现的与原画的真实背景是不一样的，我只是借用了西方经典绘画的感觉，诉说的其实是自己的故事。

　　记者：那么多西方古典油画作品，你如何进行选择?

　　岳敏君：我选择什么作品是一个思考的过程，这个很重要。比如，我画过《自由引导人民》，这幅画是反应自由与革命的，这种感觉与我心理上的感觉是贴切的，我觉得我的画面需要这方面的背景，所以我就对《自由引导人民》进行改造。

　　记者：去年的“艺术长沙”展，我发现，在展览中，你曾对《开国大典》等老油画的场面重新绘画，你好像很喜欢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经典油画，无论是对中国老油画场面的重塑还是对西方古典油画的改造。

　　岳敏君：“艺术长沙”展览上的作品中我是要揭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超现实性，所以展览上我还安排了一些超现实主义绘画的一些场景，我想将对老油画的改造和超现实主义绘画进行对比来阐释为何将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超现实的甚至是乌托邦似的超理想主义结构。这种超理想主义是人类在自己的书斋里杜撰出的一种结构，不管社会的发展状况是什么。那么这种杜撰出来的结构放在真实的社会现实里，可能就会产生非常剧烈的社会变化，这种变化会扼杀很多个体的生命力。其实他们对真实的世界并不真正了解。他们可能认为真正的世界是纯粹干净的，我觉得这是他们观察或者理解社会的一个片面的感觉，所以他们就制造出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结构。并将这种结构放到一个社会里，当然，我们听到这些结构的时候觉得很好，比如贫富没有什么差距，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状态生活，每个人的头脑都是干净纯洁的，生活得像神仙似的，没有丑恶的理想天国。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肯定是无法实现的，不能成立的，而且他们有的时候也把社会生活中不好的东西看得过于片面了，但也许正是那些东西促进了社会发展的动力，只是它是从一个非常恶的角度来进入社会的。所以，好的与坏的事情在社会上总该有一个比例的平衡。可能坏的东西占百分之一二十，好的东西占百分之八九十，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平衡，社会才能够发展。如果一个社会什么都好，可能就会有问题了，失去了一种人性的活力。

　　基督教认为人性本身就有一种罪恶在里面，中国的道家文化中的辩证法也强调了这一点。这个社会不可能是单一的，肯定是有好有坏的状态，所以我要揭示这个东西就有了这个展览中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