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觉得波普艺术对你的绘画有影响吗?

　　岳敏君：如果从波普艺术的精髓来看，实际上与社会主义文化没有什么冲突和抵触，波普艺术就是从广大劳动人民所喜闻乐见的社会现实当中提取素材的，我觉得与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实质和要求差不多，只是西方的国家的波普艺术是与资本主义的市场和消费文化有关系，显现出的样式和情感可能不一样，所以在中国，评论家叫画社会主义所流行的东西的艺术为政治波普，这是文化的背景和社会的制度造成的。我从小接触的都是这些东西，宣传画，红光亮的人物等等，这些东西肯定对我影响很大，而且我觉得他也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所以我也借用了一些方式和方法。

　　记者：我在媒体上看到你在接触一种新偶像，那这个“新”体现在哪些方面?

　　岳敏君：新偶像是指一种相对于过去的形式，过去的偶像都是政治偶像，娱乐偶像。它没有一个纯粹性，我觉得绘画能够达到这一点，我觉得通过画面不断地复制来产生一个偶像，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我揭示了偶像生成的秘密。每年都有人制造偶像出来。其实制造偶像不仅是简单的宣传，塑造这个偶像是为了来影响社会，让大家都像他一样，这样也许就可以很好地管理社会了。那么我的绘画里面的偶像也许是在讥讽社会，嘲笑自我。通过绘画将偶像塑造给每个人看，也许大家会感到“偶像”的真正意图，那么我们再看偶像的时候就会更清晰了。所以叫新偶像，本来为了反偶像最后成了一个偶像。

　　记者：你觉得传统文化对你的画面有影响吗?

　　岳敏君：“实际上任何当代艺术家都逃不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个不一定在画面上有所体现，但是传统文化对中国艺术家如何看待艺术、看待生命都会产生影响。

　　记者：从小到大对你影响比较深的老师是谁?

　　岳敏君：我觉得在我的人生中，没有一个贯彻到底的精神导师，每一个老师在每个阶段可能会给你一个启示或者是一个帮助，所以这样的老师会特别多，朋友也特别多。

　　记者：你的理想的创作状态是怎样的?你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本世纪初，一直到现在的创作状态有怎样的改变?

　　岳敏君：创作状态和年龄和环境都有关系，比如20多岁的人都很激动，荷尔蒙都会膨胀，你做任何事情都充满激情，要不然觉得不过瘾，等到五六十岁慢慢的这些东西都减弱的时候，你可能会回到人生的意义，精神化一些冷却了，不一样，和过去的热情会有一些距离，你可能越来越倾向一种更哲学化的一种感觉。

　　道教里面也说，年轻的时候可以什么都吃，可以玩，感受世界，四五十岁快老的时候就要修身养性了，不要吃那么多东西，所以生命状态弱化了，需要精神上的上升，用这种方法来肯定自己的人生。我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