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青布置冬天的九个鸟笼
1989年底到1990年初，我和王林、王毅在重庆热忠于谈论关于拒绝“理想”和“观念”的话题。在北京，我住在栗宪庭家那间曾经在潮流中车水马龙的客厅，如今这里人去屋空寂静的近乎凄清，我和老栗一整天一整天地闷坐着抽烟，听窗外悦耳的鸽哨回响，晚上我们和方力均、刘伟喝酒打发时光。那时，我被各种虚假的“理想”和“观念”累的喘不过气来，时刻期望轻松自如的状态，甚至在王朔和艺术市场那里看到文化前景。当我站在九十年代的历史分界线上，观望文化溃败的历史情景时，又感到无处着落的恐慌。确实，应该承认我没有摆脱八十年代的影响，在文化上依然怀有某种目标。尽管我们再三地谈论“89后艺术”、“后现代”，然而，我很快感到悲哀，我知道“89后艺术”没有真正知识分子活动的地盘。在那个精神突然休克的时刻，我继续摆弄毛笔和水墨，尝试用丙烯和综合材料作画，油画专业出身的我一直有水墨情结，虽然几年来我以油画材料创作的一些东西，受到朋友和一些批评家们的赞誉，但我清楚，这不过出于友谊和真诚的爱护（我从心里感激他们）。当我在许多场合，展览馆和画室看许多朋友的油画时，我想他们都是天生的油画家，而我不是。油画笔和油彩对我，总不如操作墨和水时那种自如和实在。
对我来说，抑制的情感才是最激动人心的感情。成长的经历像一座座旅途经过的山谷，而艺术的历程使个人纯粹自语成为公共话语，当代文化的历史处境，促使我脱离个人的栖身之所而成为一个社会角色。艺术既存在于这种周遭的世间情感中，艺术家有无社稷世界、民族良知，已由他过去的知觉和记忆决定，潜伏在心底，隐喻的视形，无法由字面上的耍弄召唤呐喊而得来。文化关怀和指标下的创作容易成为联合阵线下的肌体潮流，文化宣言，画外的文化姿态。因此我只能认定，对周遭现实的把握，决定着我们的本质和行进的方向，从文化口号的宣泄中回来；从伦常的纠缠中抽身，从外面的风景回到内在的心源，进入通过每日生活而体会出属于自己的忧虑和安慰，厌恨和同情，悲哀和快乐、失望和期待，它才会显示一点亮光，使我们乍然悟到：原来艺术这样亲密！这样强烈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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