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9年9月的《史记：张晓刚个展》开始，一贯以架上绘画闻名海内外的张晓刚尝试用雕塑、装置等材料来表达自己。在包括《车窗》、《天堂》两个系列的新作中，张晓刚继续用不同的材质表现和延续他对历史与记忆的温故思考。他打破了以往人们习惯的4：3的视觉比例，用今天人们越来越依赖的、被奉为屏幕显示业16:9的黄金比例和冷调子象征性地呈现个人经历，以虚拟的记忆来触及真实。张晓刚认为“‘16:9’这个概念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想法，比例的改变实际也是我们观察生活角度的改变。我们所获得信息的来源，现在大多来自这些‘16:9’机器，同时也反过来成为我们看世界的角度和方式。”

《车窗》系列以火车车窗作为感知周围世界和认知自我的一个重要表达载体：车窗外景象清楚，车窗内物体模糊，反常态的里与外的关系中，上世纪80年代常见的高音喇叭、电灯、手电筒、茶杯、军大衣等作为一个时代难忘的符号凸显着，“用‘线’和平涂的方式再现了一种不舍的泪痕寻找着被切断的联系之意象”。《天堂》系列则展现一种想象的错乱关系和对关系需要再定义的冲动。

《16:9》新作展，有着意大利画家契里柯作品中那被哲学幻想所强化的形、通过物体在非现实背景下产生的神秘感风格，是张晓刚内在情感的延续，其中历史、记忆、现实都成了他释放自己的元素，极富感染力。虽还有《大家庭》系列和《绿墙》系列的影子，但却是对他过去艺术形式的一种颠覆。

大病初愈的张晓刚没有一丝病容，回答媒体时坦言：“我习惯有距离的东西，太近的反而看不清，过去的会觉得它有意思。艺术是一辈子的事，每年能往前走一公分生命便没有白过。”

1958年出生于昆明的张晓刚，在4岁那年画下了他今生第一张画一个紧握枪的解放军。因不知道“愤怒”时眉毛应该向上提，就画成了眉毛向下、有几许悲哀的面容。或许就在那时，已注定了张晓刚画作中挥之不去的忧郁色彩。1975年，张晓刚拜云南著名水彩画家林聆为师，研习素描、水彩。1978年考入四川美术学院绘画系油画专业，开始了他至今铭感于心的、前苏联绘画教育体系的严格训练。1981年，他在四川阿坝藏族地区体验生活近两个月创作出深受凡·高和米勒影响的毕业作品油画系列《草原组画》。1982年，大学毕业的张晓刚毕业后没有分配到工作单位，只好去一家集体所有制玻璃制镜厂打工，后经朋友引荐，进入昆明市歌舞团任美工。他“疯狂地阅读，试验各种风格的绘画”，与各路朋友畅谈艺术、哲学、文学、音乐和人生，豪饮狂歌。

张晓刚在1984年因喝酒过量住院，两个月梦魇般的体验和病房白床单的强烈刺激，让他在病房里就完成了素描组画《黑白之间的幽灵》，同他出院后创作的油画系列《充满色彩的幽灵》一起，完成了艺术上的第一次蜕变。1985年，张晓刚与昆明的毛旭辉、潘德海，上海的候文怡、张隆等在上海、南京举办了成为85潮中代表性艺术倾向之一的《新具象》画展。以张晓刚等人为代表的西南艺术群体大量借鉴超现实主义的语言模式，凝聚成一种“离心”力，形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多元格局。

1992年，张晓刚的欧洲之行，使他的绘画产生了转折性的改变。他从凡·高、契里科和马格利特的原作中体会到技术和精神的共鸣，从里希特的作品中，找到了自己苦苦思索的答案。大师们给了张晓刚营造虚幻世界的启示，并在他后来的《失忆与记忆》、《里与外》系列作品中，留下了浓重的痕迹。

1993年，回到昆明的张晓刚在偶然翻看父母的老照片时受到触动，以近年来自己在艺术上的反思探索，画出了《大家庭》系列：单眼皮、瓜子脸、身着中山装，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人所特有外貌特征的全家福，抓住了一个逝去时代的脉络。那呆滞的表情和惊觉的目光仿佛冻结了中国人特有的心路历程，成为一种中国人缩影式的肖像。画作用人和面部隐约的光斑，打破黑白画面的沉闷。一根如同血丝般细细的红线，串起人物和物象，组成张晓刚《大家庭》系列的重要话语因素,成为张晓刚绘画艺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和强烈的符号。

2010年香港苏富比秋拍上，张晓刚的《创世篇：一个共和国的诞生二号》以5218万港元成交，刷新了他个人作品的拍卖成交世界纪录

【编辑：李云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