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事多磨，美院考试通知终于来了，可我打开一看，考试日期已经过了好几天了(由于山洪，邮路断了)。我当时正在地里干活呢，拿着信，连住处也没有回，放下锄头就往北京的方向走。走出了山，搭上知青工宣队的车，进了美院。身穿红色跨栏背心，手拿草帽，典型的知青形象。见到管招生的军代表李茂，他说：“以为你们公社真的把你留下来做中学美术老师了。考试都结束了，怎么办?你自己考吧。”他让我先写一篇文章，我当时又累又急，哪能写文章。我说：“我先考创作吧，晚上回家把文章写出来，明天带来。”他同意。我自己在一间教室“考试”，旁边教室里老师们在讨论要谁不要谁，我都能听见。钟涵等先生不时过来和我聊几句，想是要看看这个知青长什么样，是否符合美院的标准。我画了一个坐在炕头读《毛泽东选集》的知青，边上一盏小油灯，题目叫“心里明”。第二天我在外面画了一张色彩写生，考试就算结束了。和军代表告别时，我要求看一下其他考生的画。他带我到一间教室，每位考生一个墙面，我一看就踏实了，我的那些王式廓风格的农民头像，几本《烂漫山花》都整齐地摆在那里。美院老师是懂行的。

我又回到收粮沟。一天天过去了，转眼半年过去了，通知书却一直没出现。这期间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文革”结束了，高考恢复了。我私自去美院查看是怎么回事。校园里有不少大字报，有一张是在校学员写的，内容是要求重新招生，拒绝这批工农兵学员入学的呼吁。我心里又凉了。没想到，没过几天录取通知书就来了。我终于成了中央美院的学生，我将成为一名专业画家。美院师生经过激烈争论，还是把我们这批人作为77级接收了。

当时是入学后才分专业。我认真填写了志愿书，坚决要求学油画，不学版画和国画。我的理由是：国画不国际，版画大众不喜欢。但其实院里早就定了，我被分到了版画系。事实上，中国版画在艺术领域里是很强的画种。那时几位老先生还在世，李桦教我们木刻技法，上课时他常坐在我对面，我刻一刀他点一下头，这种感觉现在想起来也是一种幸福，像是有种气场，把两代人的节奏给接上了。

那时的中国社会万物复苏，但我把自己关在画室里，在徐悲鸿学生的亲自指导下画欧洲石膏，我已经相当满足了。我比其他人用功许多，对着石膏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仿佛新陈代谢全停止。别人都说我刻苦，但我觉得坐在画室比起在地里干农活来，根本不存在辛苦这回事。

美院一年级第二学期，素描课最后一个是长期作业，是画大卫。美院恢复画西方石膏和人体模特是新时期艺术教育标志性的事件。画大卫对每一个学生来说也是“标志性”的。我寒假继续画同一张作业，是出于一个“学术”的考虑。我决定把这张大卫无休止地画下去，看到底能深入到什么程度，是否能真的抓住对象，而不只是笔触。一个寒假下来，我看到了一个从纸上凸显出来的真实的大卫石膏像，额前那组著名的头发触手可及。深入再深入，引申出新的“技术”课题——石膏结构所造成的光的黑、灰、白与这些老石膏表面脏的颜色之间关系的处理(这些石膏自徐悲鸿从法国带回来后，被各院校多次翻制，看上去已经不是石膏了，它表面的质感，比真人头像还要丰富和微妙)。我在铅笔和纸仅有的关系之间，解决着每一步所遇到的问题，一毫米一毫米地往前走。

快开学了，靳尚谊先生看到了这张大卫，他看了好长时间，一句话都没说，走了，弄得我有点紧张。不久，美院传出这样的说法，靳先生说：“徐冰这张大卫是美院建院以来画得最好的。”这是30年前的事了，后来中国写实技术提高得很快，大卫有画得更好的。这张作业解决的问题，顶得上我过去画的几百张素描。素描训练不是让你学会画像一个东西，而是通过这种训练让你从一个粗糙的人变为一个精致的人，一个训练有素、懂得工作方法的人，懂得在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中明察秋毫的人。素描—— 一根铅笔、一张纸，只是一种便捷的方式，而绝不是获得上述能力的唯一的手段。齐白石可以把一棵白菜、两只辣椒画得那么有意思，这和他几十年的木工活分不开，这是他的“素描”训练。

我后来与世界各地不少美术馆合作，他们都把我视为一个挑剔的完美主义者。我的眼睛很毒，一眼可以看出施工与设计之间一厘米的误差，出现这种情况是一定要重来的，这和画素描在分寸间的把握是一样的。

生活中，最值得珍视的，莫过于得到一种感动，哪怕只是某一刻的一点点儿。我们爱美院，是因为在与她共度的时光中，美院给了我们太多的感动。

【编辑：李云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