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黄山会议上的艺术家和批评家

　　
　　我想对于80年代的研究应不仅止于亲历者的甜蜜怀念。曾在当时引起过强烈反响的许多文学和艺术作品，促成其影响力的决定性因素在很多时候均显现为资讯相对匮乏的社会环境所带给少数资讯掌握者的犒赏，在对于西方现成经验的大量模仿而成就的黄金时代中“山寨”的概念却也潜伏其中；而还未有过多市场规则介入的文化环境为文学和艺术的自由发展提供了一个接近原始状态的自治乐园，却也同时暴露出了文艺繁荣的整体态势背后不同个体间相似的“纯粹”与单调；“精英性”表现出的两面性，——“精神象征”与“行为幌子”的纠缠不清——让源自民间文艺的整体精神范畴远离了其最初希望带动和启迪的大多数人。而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建立，文化行业内的贫富反差也让许多文人在还未来得及断代的时间门槛之前，便已对自我曾誓死坚持的“理想主义”做出了快速的变节。以此来看，80年代精神远去的主要动因正是由于一手缔造其辉煌的亲历群体在时间流逝中的整体性漂移而造成的，当然在今天依然有许多亲历者依然在坚持着自我最初对于“理想主义”的追求，这种坚持本身令人敬佩，但是以80年代的知识结构为基础的“精英性”等并不足以构成今日“理想主义”的全部内容，而在李云雷等学者的许多文章中也可以看到亲历者自身对于隐含在过去繁荣中的种种问题的分析与反思。
　　
　　在眼下我们身处的时代中，更加丰富的物质层次与精神取向间的相互角力，已在某种程度上将先前“理想主义”的简单统括分割成为不同的“理想”分子，用80年代的“理想主义”来对当下的文化个案及动向作出严肃的评判本身亦是构成当下“理想主义”整体氛围中的“理想”之一，而从其中生发出的批评声音或理论探究本身亦是一面供当代文化调整自己仪容的历史镜子，生活在当下的年轻一代有权利选择其作为修正自身文化理想的参照，同样也有权利忽视从其中反射出的种种扭曲。而作为亲历了80年代的前辈文人们，若时常在对于青春缅怀的呢喃中将超载的80年代精神作为一把砍杀当代文化实验的大刀，并试图用其在每个当代人的心中刻下一道永恒新鲜的伤口时，却也说明了其自身对于不同层次理想追求的非宽容态度，而在这种态度中又持续隐含着一丝迟暮的味道。
　　
　　
 

【编辑：李裕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