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抵御杂质干扰的武器

如今的郭海平是个非常正常的艺术家，画画、办展览、写书、开很文艺的咖啡馆，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是个不爱读书的叛逆青年。

1986年，他和南京一些年轻的艺术家一起搞了一场名为“晒太阳”的艺术活动，活动本身很成功，但最后却发现他们想传达的精神和观念，全部被媒体误读了。郭海平觉得，媒体所写的都不是他们的本意，他深刻感受到文字是一种权利，“一个想传播自己的精神理念的人，如果缺少了文字这个媒介，难度就会很大。”自从“晒太阳”事件以后，郭海平去上了夜大，学了中文专业。

上世纪80年代，文艺青年郭海平和一帮朋友决定经广州偷渡到香港，到了广州之后，兜里就剩下了几块钱，每天都在挨饿前行，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郭海平花了一两块钱买了一本《高尔基传》。郭海平回忆起当时买书的行为，犹如一个神圣的仪式。他将书郑重地放在挎包里，继续上路立刻感到似乎吸取了力量——那个年代对知识的崇敬和渴望是如此强烈。偷渡当然没有成功，更荒诞的是这本书最后也没有读，买书的那一举动已经完成了它的意义。

这些年，郭海平一直关注精神病人与艺术这一领域，开始逐渐接触医学书，特别是精神医学方面的书，这其中包括《剑桥医学史》、《疯癫与文明》、《再造病人》、《当中医遇上西医》等书。郭海平认为，即使是人文学者也有必要去接触医学，因为医学对人生命的干预非常直接而强烈。弗洛伊德、福柯等西方知识分子都与医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西方艺术家当中也有达明·赫斯特这样医科出身的精英。

未来，他说自己一方面会继续读书、写作，另一方面有创办“民营的精神艺术疗养院”的想法。精神病人们根据病情轻重，有各自的活动空间，没有蓝白条病号服，没有病人这个称呼，精神康复机构对所有人开放。

“精神病艺术最大的价值，在于它们是人最真实的原型。而精神艺术疗养院，便是为了提供体验的平台，试图远离是非、善恶和美丑这些常规文化价值的判断。”而他将继续“看病”，继续“找药”，继续创作艺术，“直到大家能够理解我的好心好意为止”。

【编辑：李云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