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莎-布朗《棍（Sticks）》，1973（图片来源 Alfredo Anceschi 摄影）

记者：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MoMA就陆陆续续地展出行为艺术，这次系列展与此前的展出不同之处在哪里？观众的接受度如何？

珍妮-施林兹卡：我们展出的行为艺术都是极具互动性的。你可以与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相视而坐；可以与艾莉森-诺尔斯（Alison Knowles）共进午餐；我们有罗曼-欧达科（Roman Ondák）的作品，你可以在墙上写下你的名字和身高；阿罗拉及卡札德拉（Allora & Calzadilla）的钢琴可以驶向观众，它几乎像是观众与钢琴之间的舞蹈。人们对此表现出开放的态度。为什么呢？也许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时代，人们更喜欢与参与的概念。某种程度上你参与了网络，却并未参与电视。我认为上个世纪60年代发生在MoMA的最著名的行为艺术之一是让-丁格利（Jean Tinguely）的《向纽约致敬（Homage to New York）》，他在雕塑花园里建造了一个巨大的机器然后让其自我毁灭。我觉得这是一件极具参与性的作品，所以似乎是观众发生了改变。此外，从美术馆的角度看，虽然行为艺术时常在MoMA里上演，但它们仍然是边缘的项目。例如，“高和低（High and Low）”展中有一个由罗斯-李-古登伯格（RoseLee Goldberg）策划的行为艺术单元，但却不被收入画册，不被认为是展览的中心。然而，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舞蹈项目——其中可以看到行为的一面——策展人是柯妮莉亚-巴特勒（Cornelia Butler），她从一开始便知道这就是她想做的，这个项目的重要性与展览本身是等同的。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它。美术馆方面也给了这个项目整个建筑中最棒的空间——中央大厅。

最近《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开头就指出MoMA的中央大厅像是一个“舞蹈的伤心地”，因为它缺乏一个镜框舞台（proscenium stage）。然而许多现代舞也都是在并非专为舞蹈设计的场景里上演的。这特别让我想起最近在惠特尼看到的崔莎-布朗（Trisha Brown）的作品《游走在建筑边缘的人（Man Walking Down the Side of a Building）》以及《墙上行走（Walking on the Wall）》。

中央大厅是舞蹈的极佳场所。并不是我一个人这么想，我的同事，负责这次项目的艾斯特-安德勒（Esther Adler）也这么认为。的确，很遗憾，美术馆并不是——或者说是尚未成为——为现场表演而建的。而这个项目企图与这种对美术馆的传统认识背道而驰，从而使它更加激动人心。美术馆是收藏并保存作品，偶尔拿它们出来晒晒的地方。舞蹈却正好相反，这里没有物，可能会有一些道具，但那不是中心，因此你并不能真正地保存它。你呈现它，紧接着它就消失了。如果我们在一个展览中展出一件作品，它就会在那儿待上3个月。而崔莎-布朗的作品只待3天就撤掉了。从设施的角度看，我们并没有弹性地板，舞者都喜欢软的木地板。然而激动人心的是——这也是所有舞者毫不犹豫加入这个项目的原因——舞者们非常有兴趣走出黑盒子和镜框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