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莎艺术》创刊特辑 艺术改变中国。
我像其他小孩儿一样，从小喜欢画画。依稀记得最早画的一张画是，在一排小人的头顶上有一把大大的铡刀，那时我大约三岁。儿时的兴趣和感知方式本能地偏向于形状和形象的细节，那是一个无比丰富诱人的自由幻想世界，所有的孩子都会沉湎其中。
但成长会慢慢将每一个童真的窗口关闭，上学所必须完成的学习，进一步教会了人们如何通过告别天真了解外部世界。但晚熟能够抗拒成长挽留天真，散漫自由的心智使我无法在上学时集中精力听讲，考试也从来不得要领，每门落地的学习成绩，使我只能在羞辱与自卑中度日。我也曾试图努力学习，但就是听不见也记不住老师在讲些什么，却对老师讲课时无关紧要的每个表情以及细节印象深刻。
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情况并非罕见，有一个专业术语专门定义我这种情况，叫做“诵读困难”。
上世纪7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始于最基本的需要
1972年我中学毕业，一部分同学上了高中，作为差学生我自然要去农村插队。毕业典礼和欢送插队同学的仪式同时举行，在离开学校的最后一刻，我和一批最不受待见的差生一起，在鼓号声中被授予了当时的最高荣誉——戴上了红卫兵袖标。仪式结束后，我把红卫兵袖标偷偷扔进了厕所。
我是带着素描夹子和油画箱去农村的。每天三个小时的睡眠加十五六个小时的劳作，很快透支了体力。最初我还能凭借毅力每天咬牙坚持画一张油画写生，后来改成一张速写，再后来干脆不画了。每天收工回来，吃完饭挪到炕前侧身滚到炕上，一个睡姿可以完全不动地维持到黎明。我亲身体验到，艺术即便不是吃饱了撑的之后发生的事，至少也是吃过饭之后发生的事。在极度险恶困苦的环境中，最首要的问题是生存，最基本的欲望是吃和睡。在体重就剩90斤时，我最关心的问题是今天中午、晚上乃至明天吃什么？最大的期待是固定不动的太阳快快落山，一天尽快过去。
除了吃饭和睡觉，一切都是煎熬，艺术在那一时刻完全是一种多余的奢侈。
文化是与生存现状相对应。上世纪70年代北京城市的问候语是“吃了吗”，而我插队的农村问候语则是“啥饭”。“吃了吗”表达了对吃还是没吃的关注，而不是对吃什么的关注；“啥饭”不仅仅是关注吃没吃，而是更具体地关注到底吃了什么？不同物质水平和社会环境有着不同的文化形态，对“吃没吃”和“吃什么”的关注，来自于社会深层、内在的需要。上世纪70年代末的早期中国当代艺术，就是来自一个初始的起点，一个最为本质的基本需要——生存。
获取在作品右下角署名的权利
回城后不久，我去大连画写生，第一次看到大海。激动在从未有过的视觉经验中转变为奔向画布的冲动。但是，大海是视觉、听觉同时也是嗅觉的，绘画在这种综合复杂的感受面前束手无策。物理和情感方面的“真实”都不可能存在于绘画之中，因为“真实”是动态的，绘画则是静态的。绘画把动态的世界凝固成为静态的一瞬，由观众负责通过想象激活绘画中的死寂，把绘画拉回现实中的“真实”。既然绘画并不对真实负责，于是我把大海画成了红色，海滩画成了黑色，天空画成了绿色。
绘画是以真实为借口的另一种存在，是画家感应绘画对象时的心电图。当自信不再是肤浅与无知时，自信极有可能被质疑所取代。艺术可以轻易给艺术家自信，同时也可以轻易地剥夺艺术家的自信。耐人寻味的是，艺术通常会更多地给予刚入门的艺术家以自信，而当你深入此门时，艺术又会让你失去自信，迷失方向。
努力会在初级的自我意识中不断输出过多自信，直到有一天自信超出以新替旧的时限，成为多余，质疑才会被逐渐唤醒。我发现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已经画了十几年的油画原来并不属我自己。因为在我的绘画中除了他者的影响却没有自己。我用很长时间才敢确认这一怀疑的真实性。对于艺术家来说，自己的作品未必属于自己的可能性随时存在。为了避免这种可能继续发生在我身上，我在画面上重复着破坏、重建，再破坏再重建的过程，期待着不同于以往的属于我的绘画……但是，对传统的破坏并不一定意味着新的建立，破坏经常会把你带入另一个更需要破坏的传统之中，就像投影一样与你寸步不离。最终我彻底放弃油画，后又尝试抽象水墨、综合绘画，但难以找到自己而放弃。艺术家一生的努力，其实就是意在获取在作品右下角署名的权利。
没有问题是最大的问题
上世纪70年代，居住在北京胡同低矮狭小平房中的一群业余艺术家，在长期的压抑中积累了足够的破坏能量，打碎与重建的中国当代艺术历史从他们开始，“无名画会”、“油画研究会”等一系列以业余艺术家为主导的艺术组织、画会和沙龙，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艺术运动。在争论与唾弃，谩骂与支持中，一个更为准确有效的中国当代艺术定位，于1979年悬挂在中国美术馆外的栅栏上——“星星画展”，在社会空间中确立了以“非法性”和“政治性”为主导的中国当代艺术主流价值标准。
这是我参加的第一个重要的展览，我从没有想到过艺术能够如此剧烈地撼动社会，并在拥挤的人群中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支持和反对、激动和愤怒。星星画展把艺术从温文尔雅和赏心悦目的审美语境投掷到了躁动的社会之中。艺术从取悦变成了干预，从捍卫变成了颠覆。10年后，1989年，我参加了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和“星星画展”一样，艺术再次超越了边界，在社会中掀起巨大波澜。耐人寻味的是，这两个在中国社会和中国当代艺术史中产生过巨大影响的重要展览，一个是在中国美术馆外，一个是在中国美术馆内。
艺术问题的背后不断会有新的问题，所以艺术需要深入。当深入遇到困难时，换一个角度重新开始，虽然回避了换角度前深入的问题，但无法回避换角度后深入的问题。艺术可以选择深入的角度，但是不可能回避深入。只有当艺术家才智枯竭、黔驴技穷时，问题才会消失，深入也会就此终止。
所以，对于当代艺术来说，没有问题是最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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