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他被清华大学特聘为教授兼博士生导师,在这个令人艳羡的位置上,他却始终不能适应当前“学术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他不想被不知不觉地异化,于是选择离开。
第一炉“博士生”教学就这样“作废”
3月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但对画家陈丹青来说,这是烦不胜烦的季节。
过去5年,每到这个季节,陈丹青和清华大学许多教授一样,面对着一叠厚厚的硕士生博士生报考表格,上面填写着考生的姓名、年龄、民族、政治面貌、学历。其中最要紧的,当然是各科“分数”:政治、外语、专业……
“人的才气,性情,素质,统统变成了表格数字,”陈丹青说,“从这些表格上根本看不出考生是怎样一个人!”
不过,今年3月,陈丹青不用再为此烦心了。去年年底,他向院方与校方正式递交了辞职报告。他坦承:“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
陈丹青,52岁,1980年以《西藏组画》而名声大噪,日后与罗中立的《父亲》并称为中国当代美术史的里程碑。2000年,他作为“百名人才引进计划”中的一员,成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特聘教授及博士生导师。
5年来,陈丹青始终不能容忍考试表格中的分数顺序:政治,外语,然后才是专业。他直指这种顺序是“荒谬”的。但这“荒谬”很快显示了其威力——2000年,他首次领教了中国式的考试:24名考生中,5名入围,外语全部不过关;考虑到这是陈丹青首次招生,校方同意将5名落榜考生转为“博士课程访问学者”。次年,5位访问学者完成论文选题,为转成正式博士,再考外语,再度失利:第一炉“博士生”教学就这样“作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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