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偶遇，缟纻遗风赖书传

人们或许会问，一部中国古籍，何以会用高丽装帧，难道咱们的《国语》也是韩国人写的?这当然是笑谈，不过我们今天谈论的这个本子的确与我们的邻邦颇有些渊源。

话说嘉庆六年辛酉(1801)，时年39岁的黄丕烈在几经科场失意后，再度赴京参加“举人大挑”， 此时的他，虽然尚未对仕途完全断念，但主要心思已转移到对古籍善本的搜集和整理上。北京琉璃厂自然成了他徘徊流连之所，正是在这里，他邂逅了朝鲜使臣朴修其。两人笔谈半日，临别时朴修其以楹帖赠黄丕烈，黄丕烈想起自己去年刊刻的《国语》，可惜未随身携带，于是就取了同行友人陈简庄所携的这部《国语》，题跋回赠，以续“缟纻之风”。百余字跋文言简意长，声情并茂，尽显黄氏之风;在书写上工整而略显拘谨，可能是时间仓促所致。

关于这段偶遇，还可以从这部《国语》的出借者陈鱣(简庄)和朴修其后人的身上找到旁证。据钱泰吉《陈鱣传》记载：“嘉庆辛酉会试至京，于琉璃厂书肆识朝鲜使臣朴修其检书，各操笔以通语言，朴修其以所撰《贞蕤稿略》贻仲鱼，仲鱼报以《论语古训》，各相倾许，一时以为佳话。” 陈鱣在《贞蕤稿略》序言中提及此事。朴修其之子朴长馣在《缟纻集》卷三中也记录了陈鱣与其父亲的一段笔谈。

至于扉页中的金羲淳之印，目前只能以逻辑作大略推断。嘉庆辛酉年(1801)，权臣金祖淳受先王遗命辅政，权倾当朝，一时无两。本部《国语》的主人金羲淳似为金祖淳之弟，当朝王妃之叔，先后继任刑曹判书、吏曹判书、兵曹判书，可谓一人独领半璧江山，但有使臣至中国，莫非受其本人委派。使臣归国后将所得罕物贡献上奉，这应是本部《国语》流入朝鲜宫廷的正当孔道。得者宝之爱之，故此，时越二百余载，本书“品相”依然清爽，颇不似前朝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