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基于同样的逻辑，当众多国人，尤其是一些所谓的“时代精英”面对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一书中所提出的 “天子受命于天”时，就有意无意地将其误解或者曲解为“君权神授”，而把“君权神授”的真正发明者西方人 “健忘”到了九霄云外。

但言及欧洲的启蒙运动时，众多国人，尤其是某些所谓的“时代精英”，以及某些政客之类的社会群体，却会高声赞美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卢梭等人提出的“天赋人权”等，而大力鞭挞“君权神授”，认为其为维护专制和暴政的工具。

也就是说，董仲舒、卢梭等人同样提及“天”，孔子、孙中山等人都提出了“天下为公”和“大同”，但遭遇却截然相反：孔子和董仲舒等人被抨击，甚至有人似乎想剥了人家的皮，而卢梭、孙中山等人却被众多国人顶礼膜拜，甚至被戴上诸如“思想先驱”、“革命先行者”等之类的高帽子。

诚然，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意义非同寻常，其时伏尔泰、卢梭和孟德斯鸠思想家的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制、人权、三权制衡”等思想，从理论上来证明封建制度的不合理，并提出了一整套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要求建立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他们用“天赋人权”的口号来反对“君权神授”的观点，用“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来反对贵族的等级特权。

这思想和口号迅速在欧美传播，对欧美的资产阶级革命起了到了不小的影响和较大的推动作用，对世界其它地方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孙中山先生确确实实对中国革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我们理应尊重历史，不能厚此薄彼，不能照人下菜碟，不能因人废言，更不能妄加指责或者人为地拔高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