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生米配古诗词下酒

丰子恺一生与烟酒茶结缘，不可一日或离。1948年他去到台北，什么都能适应，就是喝不惯那里依然残留日本遗风的米酒跟红露酒，为此伤透了脑筋。当时在台大当文学院院长的老友钱歌川家里存有一坛绍兴酒，特别送到开明书店供养，却还是解不了丰子恺的瘾。他在上海的弟子胡治均得知老师“有难”，急忙又托人带了两大坛来，方才稍解了渴。杨朝婴说，她记忆中的外公总是在吃饭的时候温一壶黄酒，配一碟花生米，身边总带着一本古诗词的小册子，他说，“这个东西是可以下酒的”。

“文革”期间，因经济窘迫，但为了一解烟瘾和酒瘾，不得不买来一些劣质的烟酒，这也为日后丰子恺患上肺癌埋下了伏笔。患病之后，一开始丰子恺只觉得右手不好使，等住进医院检查时，方才发现肺癌细胞已经转移到左脑，很快就在医院病逝了。

朋友遍天下

劝梅兰芳多灌唱片多拍电影

故居的三楼从前是丰子恺的儿子和幼女丰一吟居住，现在改成了照片陈列室和接待来客看书、留言的地方。

和弘一法师李叔同的师徒情深，和同为漫画大师的张乐平的互相欣赏，和梅兰芳的促膝长谈，和广洽法师的深厚情谊……在一张张旧照片中都能感受到丰子恺广交善友的风范。据丰子恺幼女丰一吟女士回忆，她父亲当年在听了梅兰芳的唱片后，对他的艺术造诣深为认同，于是在1948年的清明过后，携大女儿阿宝和小女儿一吟去拜访梅兰芳。并在和梅兰芳的交谈中劝说他多灌制唱片，多拍有声电影，尽可能地延长自己的艺术生命。新加坡的广洽法师则是丰子恺在厦门认识的朋友，而后更成为彼此一生的挚友。“文革”期间，丰子恺被迫害，经济条件窘迫，广洽法师便每个月给他寄生活费，资助丰子恺一家的生活。杨朝婴说，“我外公的这些朋友都是因为他随性和天真的性格换来的，每次有人跟他要画，求字，随便什么人找他要，他都给。这样的性格使他交到了很多真心的朋友。”唯有一样东西，他是无论如何都不舍得换的，即是浙江桐乡的缘缘堂。在缘缘堂时期，丰子恺度过了他创作的黄金时期，在那张拍摄于缘缘堂的照片前，他写道，“缘缘堂……倘秦始皇要拿阿房宫来同我交换，石季伦愿把金谷园和我对调，我绝不同意。”

【编辑：汤志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