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火炭闭门研讨现场，左起梁展峰、梁宝山、周俊辉
从深圳罗湖过境之后，乘坐东铁线五个站便可到达火炭，这里没有香港市中心花花绿绿的广告牌和提着大包小包的大陆客，高楼林立间的马路并不见太多车辆往来，厂房楼下只有几家士多、修车档、大排档等经营社区生活必需品的档口，此外就是看到工人进出于大厦的忙碌身影。火炭是沙田新市镇的主要工业区，自2001年开始，不少香港艺术家在火炭工厂大厦设立工作室(普遍的说法是由于香港工业北移，工业区的大厦空置)。稍不同于地名“火炭”，“伙炭”是由聚集于此的艺术家、艺评人、策展人自发成立登记备案的团体。自2004年起，一年一度的“伙炭艺术工作室开放计划”便成为观察香港艺术生态的好时机。2011年，在“伙炭”庆祝十年之时，同时也面临着由香港政府活化政策带来的危机，“自2010年4月活化政策实行以来，虽只录得共28宗申请，但却为楼市‘助庆’，2010年买卖交贸宗数升幅近一倍，单位尺价动辄升至2千至3千(港元)。过去月租只3千余元的千尺单位，新租约已跳升至6千元或以上。令自食其力的艺术家以至仍成本高企的营商环境中争扎求存的中、小型厂户，再无立锥之地。”(1)[1]尽管在文化体制健全的香港，“伙炭”在过去的几年中得到不少商业与政府的资金资助，但无论是“伙炭”还是中国内地的艺术区，都正在经历着商业价值被最大化发掘的过程，所谓“边缘”似乎总牵涉着商业利益的潜力大小而言，只要具有商业价值，独立的艺术空间总是在劫难逃，具有前卫和先锋意义的艺术家成为拓荒者或许可以在此收获各自的需求，而抱着各种目的到来的后来者却前景不明。
伙炭一类的艺术区对于香港本土的当代艺术的意义不言自明，“书写火炭——写作与创作的对话”的发起人梁展峰等都是“伙炭”的核心人员，关于艺评与创作之间的关系向来悬而未决，这一活动的启动标志着“伙炭”团体对于当代艺术的敬畏与热情丝毫不减。“书写火炭”在开放日期间举办显得有些冷清，抱着参观景点心态的游客自然不会对本次活动有太多兴趣，参与者大多为艺术同行。策划人邀请几位来自不同学术背景的艺评人：黎子元(中国文学／视觉文化研究)、梁宝山(艺术创作)及丁颖恩(博物馆研究)，深入研究各自关注的艺术家和议题，并在论坛上交流各自的写作经验。上述的三位艺评人选取的书写对象在香港艺术家中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类型。梁宝山写在艺术市场上已获得成功的艺术家周俊辉，在尚未完成的《失败的成功者》文中，作者细致入微地分析周俊辉从出道至今的作品及艺术家的行为，展现一个成功艺术家与香港本土话语之间的紧密联系，她指出文章的两部分重点，其一，如何看待周俊辉的创作与其获得的市场认可，其二，书写中的困境。梁宝山将周俊辉的作品放置于一个已经被市场化的艺术生态之中，通过分析作品中的形象，指出“‘摄影装置’除了反思媒介差异，把绘画‘进化’成摄影，更重要的是以早被过度诠释的高雅文化符号和无所不用其极的混合媒界来去除围绕在风格─签署、本土─原创的范式，消解‘原作’之余，更希望以作者的现身来消解作者。至于‘摄影装置’是否对作品的贴切形容，周在这里把玩媒体的进/退化，则似乎更接近于‘间媒界’(inter-media)的探索─以摄影来测试绘画的特性，又以绘画来触摸摄影的极限。”继而，在未完成部分，作者试图用性别的角度再次解读周俊辉的作品。对此，周俊辉的回应也很有意思，一句“杂思广益”将现场气氛推到不知如何对话的尴尬，“能言善辩的艺术家”此时面对这篇文化研究写作范式的艺评，也不知如何回应。台下的观众也不断质疑艺评人写作的理论运用与读者之间没有一个平衡点，但周俊辉还是从另一个角度回应了：“我当然乐意听到梁宝的评论，但她所说的‘本土性’并不在我创作的考虑中，在和观众交流的时候，我会试图阐释我的作品，其实会牵扯到很多香港本土的东西……我也会故意泄露一些信息给听众，让他们去想象，感受我的作品，但同时我也会藏起来一些东西。过去有人问我的作品卖多少钱，我很傻的直接告诉对方，现在我不会这样做……”这是一段艺术家坦诚的说法，也是艺评人与创作者之间关系未甚明朗的真实写照。
【相关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