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此而言，批评活动是一种基于个体理性意识在知性层面的自由性的公共性实践，因其言论的公共性，从一开始就具有政治色彩，或者说批评本身就是一种语言上的政治实践，并且没有政治自由也就无以谈论批评，因为所有的自由都基于政治上的自由而存在展现人自身的价值，而批评或对批评的探讨的目的就是建构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政治自由。在人类政治历史进程中，所有民主政体均是建立在批评之基础上的，而独裁专制政体是不需要批评的，同样，一种专制特性的艺术体制也是拒绝批评的，专制体制中的“批评真理”只有一个，即党派权力话语。文化专制制度下的艺术批评除去逃避、献媚、吹捧、粉饰以外无其他。也因此，在一个专制文化国家，更需要一种犀利的针对权力的艺术政治学批评，而只有这样的批评才可以给予当前文化艺术生态一个良好的语境，并扫除未来文化艺术道路上的障碍。

在某种意义上，苏格拉底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批评家，即有史以来第一位知识分子性的批评家，尽管他认为自己对知识知道的很少，不过，正是这种对自己“知道的很少”的知道才是真正的苏格拉底，这，就是波普强调的知识分子的理智的谦逊。苏格拉底后来被指控从思想上腐蚀青少年(指控者名叫墨勒图斯)，并以此罪名被雅典的民主政体判处死刑。他拒绝躲避而慷慨赴死也是出于维护雅典城邦的民主与法律，或者说慷慨赴死就是苏格拉底的终极性批评，苏格拉底在行动上维护了批评的道德，这也是后来雅典城邦追悔莫及的原因。

苏格拉底“腐蚀青少年”的哲学思想与批判意识奠定了西方两千年来所有哲学基础，亦做出了批评的最高要求：批评是赌命行为，即真正的批评就是面对任何权力说“不”。苏格拉底对“善”(这里有别于柏拉图关于理念形式意义上的“善”，也有别于东方伦理的“善”，苏格拉底的“善”相当于公正原则的概念，其“价值”乃是对政治正义的诉求)与“价值”追求是他一贯秉持的批评核心，并将这一核心信念运用到对雅典城邦的道德和它的政治家们的评价上，这种基于个体原则上的价值判断贯穿于西方批判哲学全部历史过程，也是批评的基本原则。

毫无疑问，批评是人类知性实践的一部分，是基于批判哲学及文化思辨基础上的对存在的揭示，同时，批评在揭示过程中，批评本身也成为被揭示的存在(正如苏格拉底的内省批评：时刻警醒自身的无知)。正如卡尔-波普尔指出那样：没有理性批评，服务于对真理的寻求的批评，就没有知识。按波普尔的说法，批评属于世界3，即批评是心灵的产物。比如说，现代哲学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探讨现代人类心灵自由的批评性哲学。

两百年来，西方现代哲学始终围绕“什么是启蒙”问题不断拓展其自身的边界，并以此回转回答自身：什么是现代哲学?——从黑格尔始，中间经过尼采、马克斯-韦伯，然后再到霍克海默以及哈贝马斯等。可以说，现代哲学的使命就是从追问什么是启蒙，并以此试图回答什么是现代哲学再至追问什么是人的现代性命题。启蒙这个历史性命题在所有历史过程中其实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政治问题，因为其关涉到社会制度与人的存在状况的基本问题，同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以及不断地讨论本身就包含批评价值重构。就人类思想历史进程看，启蒙运动标志着人类之于批判维度对理性的自由和公开运用开始趋于成熟状态，这种成熟状态就是人的自由获得的前提。那么，什么是人的不成熟状态?或者说人如何成熟?对此，1784年11月，德国一家刊物，《柏林月刊》上登载了康德一篇文章：《什么是启蒙》，康德在这篇文章中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回答，康德例举了三个例子说明： 当一本书代替了我们的知性，当一位牧师代替了我们的良心，当一位医生替我们规定了膳食。康德例举的三个例子其实就是对人的不成熟状态的概括批评。对此，福柯在自己《什么是启蒙》(评论康德的《什么是启蒙》文章，题目是对康德文章题目的借用，这或许是福柯的“录制”风格吧)文章中评价说：他(康德)所说的“不成熟”，指的是我们意志的特定状态，这种状态使我们在需要运用理性的领域里，却接受了他**威的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