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梭罗在他的《瓦尔登湖》这本书中，在谈“最高法则”的篇章里有这样一段话“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庙宇的建造者，那个庙宇称之为他的身体，是为他崇拜的神而建造，纯粹是以他自己的风格来建造的”。看杨光的画，我感到他正用粗黑简洁、硬直冷峻的线条，正用忧愤和悲怆的情感，在搭建这个时代他内心荒凉的庙宇圣殿。

杨光与我是鲁迅美术学院油画系的同班同学，他不善言辞，略带腼腆的一面和他的刚毅、硬朗的外表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大学时他常在我们的相互起哄下，背诵当时日本电影《追捕》里的大段著名台词，低沉的嗓音发出苍峻的声音，令我们竞相模仿他，他也只是宽厚的一笑。他学习优秀，在校时的习作常作为范画挂在教室的墙上供同学们学习揣摩。诸多作品被学校留存，令当时的我十分艳羡。

毕业后各天南地北，相互在彼此的视线里消失了很多年，后来在北京的一次同学聚会上相见，一番捶胸顿足的亲热后，才知道他来北京已很多年，言语之间让我感到，岁月给了他很多，在沉稳和寡言的背后，我觉察到他的一丝忧伤。后来去他的工作室叙旧，他慢慢的跟我聊了很多，毕业二十余年后的命运坎坷，情感的变化让他感到彷徨和苦闷，但还是绘画挽救了他，终究，他还是舍不下他为艺术的人生。他常不分昼夜的画着，那种疯狂和执着如同他笔下的树疯狂而执着的生长着。他跟我聊对人类社会和战争的看法，聊他喜欢和崇拜的中外艺术大师，聊西方的宗教和东方的禅宗，聊他在艺术追求过程中内心的困惑和灵魂的挣扎。在聊天的过程中我渐渐清晰了许多年后他成长的生命轨迹，也在心里由衷的祝福和敬佩。我知道他几乎就是一个艺术的殉道者，有着自己强烈的信念，他用内心体悟着生命，用生命验证着灵魂。

他用冷静的笔捕捉着这个世界的躁动与不安，发出他愤怒的批判，这种呐喊经过他的自觉和融通已变成了他内敛的画面。他充分意识到作为一个当代画家，必须从历史、传统、东方、西方那里吸收大量的营养，而去完成他自我追求的艺术境界。他从这万千的自然里，截取了“树”这个语言符号，以此作为他表现的画面主体，他淬取了树的姿态、树的精神，来表达对纯真、美好的呼唤，对生命自由的向往。“树”成为他绘画生命的图腾。

他跟我说，家乡的山水给了他深刻的记忆，儿时在大山里的摸爬滚打，在树林中的上窜下跳，给了他难以忘怀的美妙感受，这种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反而愈发的清晰，愈发挥之不去。那山里的草木，滋养了他的性灵，滋养了他的艺术，偶尔在他画里出现的童年游戏形象，给画面增添了一份莫名的惆怅，对纯真时光的怀念又勾起了我们的怀想，那游戏着的儿童，也仿佛有着成人的忧伤。

他远离当下各种时髦的流行画风，直观自己内心世界真实情感的流露，摒弃了光影、摒弃了色彩、摒弃了空间关系，从写意的理念出发，在现实的十方世界的景象里，以黑白两色基调为主，创造了一个带有诗人般忧郁气质的自我的大千世界。他笔下的树没有季节感，没有时间感，孤独的站立着，没有方向、没有归属。树干硬直曲折、枯涩直白，枝杈犹如繁杂心绪般错落交织，在画面黑白交错的张力和对抗中，毫无生命迹象的树，表现出对生命的极度渴望。对自然的再认识，对生命的深感知，才是他真正意义上的回归，杨光做着生活的减法、艺术的减法和生命的减法，正参悟着老子：“为学日增，为道日损”的真谛。

万物在自我生长的漫长过程中，在对阳光的需求与渴望中，形成了各自独具魅力的生命姿态。杨光的作品又何尝不是他当下自我怒放的生命姿态。
 

【编辑：汤志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