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对。真正的北漂应该是不被任何体制关注和恩惠，仍然在坚持自己想法的人。

盛 葳：那样的创作基本上很难与画廊合作，但国内又没有其他的非盈利性的机构，更缺乏这种机制。

杭：未来可以跟画廊合作，画廊的责任恰恰是把他们身上的创造性挖掘出来并加以推动，到那时他们就不是北漂了。回头想一想，80、90年代文艺界的北漂，现在很多都成了大腕啊。

王：我在读大学的时候，那英、毛阿敏他们都在中央歌剧院地下室里住着，有演出了她们就出来走穴，很多人当时是这样的生活状态。“北漂”这个词用在当代艺术圈里，或者用在年轻艺术家身上，我觉得应该是指那些没有官方机会、展览不是很多、和画廊合作很少的人。这样的一批人，他们的困难肯定是不少的。

杭：最明显、最直接的困难就是生存困难，美术界似乎还没有非常典型的极端悲惨的例子。

盛 葳：其实在798附近有一些刚刚从大学毕业的艺术青年，租不起工作室，只能租个民宅或是几个人合租一个工作室，他们每个周末都来798把各个画廊都扫一遍，好找到自己的创作方向。但在这种环境下，他们想总结出一个准确的方向是很困难的。中央美院赵力教授有一个看法，学生毕业后4年之内还处于一个摸索期，漂也好不漂也好，在这个摸索期内的东西变化是很大的。画廊在考察他们时也有这样的担心，如果一个艺术家创作的方向特别多，以后会怎么样也不知道。

杭：这是由生存困境转向了创作困境。任何一个艺术家，除非有极其强大的个体精神，其创作一般都会受到外界的影响。比如连生存问题都没有解决的时候，就会出现像盛葳讲的那样来798转转，因为798代表了一种商业体制被接纳的模式或是风格，他们会到这里来寻找出路。

盛 葳：实际上当代艺术的新体制还是设定了一个目标给他们，无论是在创作风格上还是在生活上。

段 君：一个新兴画廊或是北漂艺术家，其实还是希望进入当代艺术的体系，进入之后才能有所作为。但是我认为一个好的新兴画廊或是北漂艺术家，应该是反体系的，在这个体系成型之后要撼动它，重新给它异样的能量。中国的经济发展虽然提供了一定的生存空间，但政治改革还没有达到让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画廊及艺术家能够共同生存的程度。中国的传统体制过于强大才会出现北漂艺术家，在西方那种把体系和户籍制度淡化的地方，不一定能出现这种情况。北漂最根本的困境还是源于社会上的体制强压，这种压力对艺术家的创作是好还是坏，应该更细致地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