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是非常接近。小时候画画，总是从抄别人的名作入手，而且抄的还是劣质的印刷品。那时候我就想难道这些就是艺术？不过几安士的颜料罢。然后我到图书馆去，发现竟然有那么多书谈论这几安士的颜料。于是开始阅读艺术评论和美学，但论者往往并非创作者，由于我自己有创作经验，所以读的时候总有搔不着痒处的感觉。于是，我从事实开始，再回头看做理论研究的如何说。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去思考甚么叫做「创意」，所有书都提到这个字，但没有一个作者可以说出来「创意」是甚么。作为一个创作人，我们对创意那么熟悉，你自己对事物的创意也有一定标准与判断，但为甚么不能说清楚呢？后来我便将它还原至最简单的程序：只要是在同一个主题下，谁抢到别人较多时间的，谁就比较有创意。观者乐于花时间在你的创作上，乐于让你偷去他的时间，你的作品就有创意。

梁：所以你写书的时候参考的都不是理论？

赵：我想事实本身呈现得最赤裸，这就是经和纶的关系了，事实就是经的本身。

梁：那么你刚才所指的工具书又是那些书呢？

赵：例如《故宫文物月刊》已出版了二、三十年，我完成一部书后，我「回气」的方式通常就是从头再读一遍，看我有甚么遗漏。我会想下一个落脚点在那里，可以怎么做。重读前人写的东西，也令我觉得自己很幸福。

梁：你下一个计划是做甚么？

赵：一部外国人也能欣赏的中国画的故事。我完成《大紫禁城》后就开始想，中国到底有没有自己的平面设计？然后发现资料非常不足。我觉得中国还没有属于自己的图像，很多人误把墨水是水墨，现在很多设计也是这样，我觉得那是墨水的水平，而非水墨的水平。另外我们的文字是直排书写，笔端活动的流动性、上下左右的不同字形部分如何收放，都是英语文字所没有的。谈西方画的路数，会发现西方的美丽是要人命的。而中国却是大家一起合力要美丽的命。记得姜子牙要杀妲己，不能下手，因为她太美，于所用布袋包着她的头再把她斩首，是用尽办法都要她的命。我觉得中国的艺术有这种倾向。所以我以前在理工大学的硕士生要做简约主义（minimalism）的课题，我便叫他们研究南宋瓷器。在「存天理灭人欲」的重重压制下，当时的人要做一个艺术形式包含了七情六欲，十分性感；看上去却还觉得很平静，这就是简约主义上好的示范。它不是贫穷，而是高度净化的能力。对了，日前我还到澳门跟紫禁城出版社的社长谈正式合作，也是运气好吧，他透过一位中间人找我，制作一份我心目中那种级数的故宫导游图，我当然非常乐意。他原想搞一本导游手册，我说这份图在现场可作为手册，更重要的是游人看后，应该觉得有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