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品贵在直接打动人

当代艺术中有很多作品很晦涩，需要许多评论家的分析与文章撰述，才能让观者明白作品要表达的意思，或者说作品在美术史中的意义。但是，这些也往往不是造成收藏的主要动机。在蔡康永的经验中，他发现经得起分析的作品，有的时候并不打动人，甚至没有力气。举例来说,已经过世的瑞典导演伯格曼，其电影是经典中的经典，无数的学术著作以他的电影作品为分析研究的对象，可是，我们回到现实，如果现在有一个晚上，会去把伯格曼的影碟拿出来看的人，会有多少呢？至少，在蔡康永所认识的人里，并没有这样的人，蔡康永甚至还觉得侯孝贤或者小津安二郎都还是算有人会拿出来看，可是，在一个日常的夜晚重看伯格曼的《第七封印》或者《野草莓》,会是多么让人毛骨悚然，对观者来说是一种巨大考验，同样的道理放在艺术作品上也是一样。“很多东西是很学院，可是是很沉闷的。”蔡康永这么说。

艺术品只要能够打动人，就是一件好的作品。即使知道草间弥生画点点的原因是因为她从10岁开始就看到圆点点，并不会让你真正发自内心收藏她的作品，而你喜欢不喜欢这件作品，才是关键。对于作品的分析也只是帮助你更了解它，但是，如果没有意愿想要收藏，不管这个作品的分析或者评论多精彩与深刻，都与购买无缘了。“艺术市场跟艺术电影一样，很多时候不在于你有没有能力去分析它，而是在于你有没有力气去在乎它，很多人买了就只是买了，没有打算要懂它，出品拍《教父》的老板，很可能不在乎《教父》里边到底带有多少的信息。

与人竞拍 只为最爱

蔡康永第一次执意要在拍卖行里竞拍的作品，是赵能智的《影子》，原因是赵能智很明确地捕捉到人性中的溃烂或者是阴暗的部分。蔡康永为了这张画，去了拍场竞拍，而这张画被安排在赵无极或者是常玉的后面，“前一秒钟大家为了作品全场轰动到整个沸腾，等那个沸腾还没有停息，赵能智上场，然后根本没有人醒过来，我就立刻买到了，拍卖结束的时候我碰到禚宏顺，他就说：‘你买到了那一张？’我说：‘对啊’，他说：‘我本来要买的，可是因为大家还在热血沸腾，没有注意到他上拍，结果就被你买走了’，我说：‘还好，你没有买，不然我就买不到’。” 1999年在高雄的山美术馆（今北京的山艺术•北京&北京林正艺术空间）举办了来自四川成都的郭伟创作展“包扎状态”，在杂志上看到展览广告很心动的蔡康永特地从台北感到高雄看展并询问购买的可能，当时未果而却在2000年台湾拍卖上看到上拍郭伟的《室内蚊子与飞蛾系列No.5》，于是惊喜之余的蔡康永顺利得标。除了这两幅作品，蔡康永就没有什么要把自己喜欢的画从拍场亲自买回来的经历了。

而这种得标的喜悦，对蔡康永来说是很私人的感觉，在他的认知中，他不是那种认为需要把在艺术上审美的雷区传递给他人的人。“不会去与人分享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那种感觉太个人了，根本不应该想要说服别人，他们也会被这件事打动。”而这种为了一幅画亲自到拍卖现场的情况，也只发生了两次，究其原因，蔡康永回答得淡然但深刻：“我们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在摸索我们自己到底喜欢什么跟讨厌什么，这些东西是帮助我们辨认的一个方法，所以人为什么去旅行？我觉得你不去威尼斯之前，你不去里约热内卢之前你就不知道有城市是长成这样的，为什么有人去了京都会大受震撼，或者有人去了非洲会大受震撼，就是因为你一直呆在台湾，你不知道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你在非洲看到落日，你在北海道看到下雪，你才会想到说原来地球是这样子的，北海道没有因为你才长这样子的，北海道本来就长这样子，可是你去了以后就知道原来北海道给我这么大的感觉，我根本不应该住在花莲的，我应该住在北海道，这个事情其实就是你摸索的过程，你不去北海道，你不知道你怎么爱下雪的雪景，可是去了以后你就觉得说我属于这里，我属于京都，我属于东京，买画也是这样，我觉得画家费神替你画出的，他也不知道为谁画的，就是画了，很费力地画了，可是你看到的时候，你觉得这个画跟你有特殊的关联，这个感觉其实你自己在摸索，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像我现在看赵能智，我选的那些画，我就觉得说，我已经不是那一个惨绿的、溃烂的人了，我已经充分理解人生是这样的，所以我不需要一个艺术品替我说明这么件事。”

艺术品之于收藏家的意义也许就真是这件艺术品吻合了他人生中的某个片段的感受，而也只在那种特别的时刻他一看到就会感动的作品，像一见钟情的恋人一样。然而当时间点往前推移，这件艺术品对收藏家的意义也许不再这么浓烈，但是，要卖，似乎也找不到充分的理由，放在那里也许是一个恒定的方法，就像小时候很心爱的玩偶，等到年龄大了，不再喜欢了，但，不见得就要卖掉那些玩偶。

“他们现在对我来讲已经没有一定要在的意思了，所以就可以卖，可是因为也不是多么市场上主流的东西，卖了也不能带来什么，你是不是要卖，也可以卖，可是换不了多少钱。”蔡康永这么看待这两件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