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上的原因在哪？我们知道，所谓的“文化艺术生活”、“精神生活”，作为主体的人，其是否真正获得“主人身份”并平等、放松、主动地融入生活之中，这一点非常重要，甚至可能正是最主要的精神生活内涵。而事实上，大多数租房而居的园区艺术家，身份皆同“农民工”。他们屈身于园区“艺术工厂”之中，窝于工作室之内，心思用在经济效益上。他们寄人篱下，全无居民、市民心态，随时做好某一天收拾走人的思想准备。最近频发的多例事实证明，即使他们不情愿，上至权力阶层，下至他们身边的居民、村民，时刻都能以**、产权的名义赶走他们。他们和本地有户籍的居民之间，主要是一种地主与租户的关系，部分有点朋友关系，但突发事件一来，就完全是“敌我关系”，总之，绝不会有“平等的居民、村民关系”，甚至连宪法上的“公民关系”都只是名义上的——既然是“外来工”，从城乡户籍的角度看，他们犹如“二等公民”。

这种在政策上不能、很难入户的公民，他们虽然身怀“精神生产”的强技，也多数有学历硬件，却难助本地除房租、地租等“经济效益”之外的一臂之力。据6月24日人保部的《湖北省“蚁族”调研报告》显示，八成“蚁族”生于农村或城市的贫困家庭；同是6月下旬全总的一份报告也称，近一亿“80后”新生代工人收入低廉，对未来迷茫，如果把独生子女家庭以5口人来计算，“对未来迷茫”的人口将是几个亿；据今年中国人口学会年会消息，“80后”渐成流动人口的主体。从农村中走出，在艺术学院读完大学，转而又进“城中艺术村”，生活条件、质量玩笑式来了一个原地打转，买房、晋升、结婚、生儿、孝老，无一项不是拦在他们遥望未来人生规划和家庭规划视线上的障碍。“艺术蚁族”、“艺术外来工”在这个数字中占的比例应该不会大，但考虑艺术扩招的因素，窘境只会更甚。而与此相反的却是另一种情况。以广东东莞的石排镇为例，它目前被冠以“中国最牛教育强镇”，即它几乎比发达国家更超前地承诺实行从幼儿园到博士长达25年的免费教育，但这样的“福利”却只适用于该镇户籍居民、村民，而石排镇的户籍人口才不过4万余，外来工却有20余万，正是外来人口创造了户籍人口的“福利”。从最近留守儿童或留守父母各类奸杀、自杀、病杀的新闻看，外来工在为“别人”创造“福利”的同时，也正在为自己制造“负利”。不妨比较着宋庄的情况想想，情况又会如何？

我们反过来想象一下，如果他们因为居住年限、纳税贡献、消费贡献、艺术工作业绩、学历、参保、社会服务、表彰、遵纪守法等等项目可以折算出积分，可以看到个人努力能入户成为当地光荣的市民、村民，能购房、购房而不算“小产权”无效，他们混到生儿育女的份上可以子女入学“公办学校”，可以分享各种本地公共服务，可以分享政府提供的自由、平等、法治、民主等公共产品……总之全无有形无形的歧视；于是，他们成为作为主人的“我们”，他们的个体或群体的“艺术生活”即为本地生活内涵中的“内生性生活”的有机构成，他们是当地各类组织的一员，他们可以与当地人一起开会，可以操各种乡音争论、讨论、议论，可以投票可以喊“是不”可以为子女规划未来而无节外生枝可以本地赚钱本地花……总之一切，将是多么生动和人性啊！这样，那些曾经被文化遗忘被艺术荒凉过的社区、厂区、村庄，还会因为一个**使“艺术区的倒掉”而复原、而“空心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