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
一切都被规定了，何来责任？
记者：这些年，你和这个国家的关系怎样？
陈丹青：我是北京一介合法居民，这就是我与“国家”的关系。
记者：你曾写过，出得国门，“整个人自由了，但关键是，接下来，你拿自由做什么？”而回国后呢，称心如意吗？
陈丹青：回国后得到部分言说自由，虽然每本书、每篇文章，都会奉命删除若干字句，但仍然能够言说，能够出版，尚未被完全禁止。这就好，这就是国家的进步，至少进步到略微接近——注意，我说的是“略微接近”——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言说状况。
我不觉得住在这国家“不称意”，不觉得有离开的理由。
记者：十年后再回想，清华事件算是你这十年中关键的一个转折点吗？
陈丹青：没那么严重。辞职只是私事，谈不上转折点。媒体渲染这件事，不是因为我，而是全社会对教育不满。但大家都知道，不会有一件事、一句话，足以使今日教育发生“关键的转折”。
记者：清华事件之后的公开发言，是基于对时代的责任感吗？
陈丹青：一个人被要求做他厌恶嫌烦的事，于是犟了几下，骂了几句，就算责任感?太严重了。事实是，虽然我曾被封为“责任教授”，却不知道责任在哪里：一切都被规定了，我连续四年招不到半个研究生，何来责任?
记者：现在的你，多被人看见的一面是写作，画画是否已不能完全表达自己？
陈丹青：我不能画一幅画表达对考试的怨恨。就算能，那一定是很糟糕、很滑稽的一幅画。
我只是拼命别受社会的影响
记者：：对于时间，你现在是否有种紧迫感？
陈丹青：活到近六十岁，瞧着时间少下去，顶多有点芜然，谈不上紧迫感。谁不会老下去呢?
记者：你曾说，中国一百年来，整体看，除了个别人物，没有哪一代是自我完成——要不给时代糟蹋，要不自己糟蹋。那么，严苛一些地看待，你算是被糟蹋的其一吗？
陈丹青：我的父辈，全被糟蹋了，就是说，在他们的壮年，二十几岁到将近五十岁，都在挨整，或者整人，都在荒谬的岁月中，荒废一生。我很幸运，青少年吃点小苦，壮年晚年在做自己喜欢的事。不，我可没被糟蹋，虽然我也并未“完成”。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仍在被糟蹋。他们还在考政治，考外语，就是不折不扣的被糟蹋。无可自救，只有熬。若干家伙可能会脱颖而出，大部分都给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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