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袜与党龄》布上油画 138×92cm 2009年

记者：归国十年，你是否做到重新认识身处艺术中的自己？

陈丹青：是的，我重新看待自己。我没想到写了这么多。没想到。

记者：有一次讲座你说，“我现在算是处在一个低潮期”，这是一个艺术家自我规避的后果，还是自然来临的？这会否令你低落，你会认为自己正在错失这个时代的一部分么？

陈丹青：什么叫做艺术家的“自我规避”，我没想过。“低落”常会有，一阵子不画画了，颜料挤出来，一笔笔开始画，手很生，情绪就会低落，觉得这手不是自己的。如此而已。你得画下去，慢慢又会了，顺了，如此而已。我错失很多，但错失又怎样呢?我没要那么多。能活着，能画画，就是福气。我要求很低。

记者：对自己在艺术上的其他可能性，还会继续探索吗？对于可能要面临的创作灵感和激情的消逝，有恐惧感吗？

陈丹青：艺术不是“探索”。至少对我不是。我不用“探索”这类词，太文艺了。创作、灵感、激情，也太文艺了，十五岁时读到这类扯淡，也许会激动吧。当然，画得不好，会不开心—恐惧倒不至于—但会继续画。对艺术，我只有一个态度，就是，保持做。

轻蔑艺术的是权力

记者：你曾说，对于当代艺术，重写美术史是要紧的，重写的可能性有多大？

陈丹青：不少事正在重写，大幅度重写，但对这些重写，恐怕还得重写。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由什么人写，写成怎样。

记者：如果说“《西藏组画》完成国家立场到个人立场的转变，当时完全凭直觉，凭本能……”，后来你在艺术上也几经转变，三联画、画书、画照片等等变化，应该不仅仅凭直觉吧？

陈丹青：开初和最后，都靠直觉，中间的过程，什么都得动用，要想，要比较，要学习，要挣扎，尤其是，反反复复的工作。

记者：年轻的时候相信艺术至上，但是后来渐渐明白，“有什么东西超乎于艺术之上，比艺术更有意义。”比艺术更有意义的，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