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对我来说，藏传佛教不是一个宗教，它是一种哲学，而且对我的作品影响巨大。藏传佛教教会了我培养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就是不附着于好、坏、高兴、不开心以及其他等等。同样的，藏族的冥想技巧也对我作为表演艺术家来说很有帮助。

张：当下的中国在自由表达意愿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限制。这同时也表现在行为艺术家也远不如欧美国家的行为艺术家有充分的表达的自由。相信您对这样的环境并不陌生。您认为在较为严酷的政治体制与环境下，行为艺术家应该怎样寻求与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

阿：我并不是来自西方世界，我来自一个巴尔干半岛国家，我曾经的环境类似于中国艺术家所处的政治与约束环境中。我的整个童年都生活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氛围里，那里有非常明确的限制，规矩是不能被打破的。(有一个政治笑话，说的是你会去坐牢4年。)不过在这种环境下，重要的是找到我自己的声音、处理这些限制并将它们放于自己作品中，同时还要以同样的方式让自己从中获得解放。所以我对这些中国艺术家的建议是无论怎样都要跟着你自己的感觉走。无关乎任何构架，做你认为是有必要的作品。艺术家必须要自身感觉自由的来进行创作。

张：您曾说过“我一直相信经济危机和行为艺术是有联系的，经济危机越严重，行为艺术越繁荣。”怎样理解行为艺术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

阿：我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都没想过销售行为艺术作品/表演作品。销售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无人要买，但我还是继续做下去。经济危机每次发生的时候，行为艺术就变得更为明显、更为人们所知，这是因为人们没有钱财去购买昂贵的艺术，但是他们总是能看到行为艺术。

我认为经济危机是一个很健康的时刻，因为艺术已经变得太过于商品化，变得受操控性太强并以金钱为目的。真正的艺术是无关乎这些的。

张：行为艺术家特别是年轻的行为艺术家非常容易陷入平庸的或是哗众取宠式的创作中。您认为怎样能使行为艺术家远离那些不健康的、华而不实的行为表演呢?

阿：这很简单，有许多许多坏的行为艺术和许多不是行为艺术方面的艺术家们正在进行着行为表演，他们给人留下了行为艺术的坏印象。

行为艺术不是娱乐——这是我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艺术家在场”回顾展中尝试着证明的。展览开放期间，不断有艺术家要求表演的情况，并且要将行为表演变成酒会和玩乐的一部分。让行为艺术表演变成背景——没有人会尊重这样的作品，而且这种情况也不会发生。一位艺术家应该找出他自己的方式和他自己的准确程度。这取决于艺术家的表演是如何在正确环境下，以最严肃认真的方式被看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