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那时候的一群“蹭友”，每次有熟悉的展览，我们都会聚到一起去蹭饭。里面除了我，往往还会有徐一晖，有王庆松，有刘峥，有胡向东，有俸正杰等等。这拨人当时是以“艳俗艺术”的群体面貌出现的，在艺坛还属于新人，但在场面上却早已经混得滚瓜烂熟了。曾有好心人提醒我们，劝我们不要经常以这种蹭吃蹭喝的状态抛头露面，以免影响未来进入艺术史的光辉形象。其实，道理我们心里都明白，可是在当时那种窘迫的生活条件下，朝不保夕，又怎么能够沉住气，静下心，甘当沉默的羔羊呢？物转星移，历史在不经意间便翻过了一页，当年那些一块儿蹭吃蹭喝的同伴们，如今大都功成名就，成了身价不菲的艺术明星。遥想当年，对照今天，真有一种仿如隔世的感觉，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崔健以前唱过的那首老歌：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当然，说到变化，不单是别人，也有我自己。这些年东奔西走，我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转折。最大的转折，就是我放弃艺术创作而转到了艺术批评。这是一种阵痛，犹如凤凰涅盘，需要置于死地而后生。幸运的是，我活了过来，并获得了所谓批评家的身份。随着身份的改变，我赶场子的方式也逐渐发生了变化，蹭吃蹭喝的岁月，当然是一去不复返了。我在从事批评的同时，反馈回来的却是意想不到的光环。这让我倍感意外，觉得取舍之间蕴藏了太多鲜为人知的奥妙，不禁又想起一位宗教学者说过的话----决断产生飞越。也许，有些人失败，并不是缺乏判断，而是缺乏决断。对于我，似乎是在决断之后，一夜之间长大了，因为批评而获得了成熟的表情。此后，我因为职业的关系，被邀请赶场子的次数就更多了。不过，这以后不再叫赶场，而换成一个更加悦耳动听的词，叫着“出场”。

这几年，我没少出场，尤其是近两年艺术市场火爆以后，受环境的影响，我经常还会被迫出场。对此，我常常担忧，担心自己被经济大潮席卷而走。我的朋友王南溟曾经批评过“坐台批评家”。扪心自问，我也应该算在他的批评之列。的确，台是不好坐的。所谓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坐着别人的台，总免不了放弃原则和立场，说些违心的漂亮话。所以，我坚持认为王南溟批评得对。但是，反过来一想，也不尽然，站在展览和作品的对立面，只是批评的一个角度。如果批评家们人人都不出场，那么艺术展览又为谁看呢？尽管“批评家是艺术内部的敌人”(奥利瓦语)，但如果没有批评家这个敌人从艺术的内部去剖析，大众又怎么去理解今天这些稀奇古怪的艺术现象呢？其实，批评还有一种责任，那就是阐释。这就需要批评家经常出场，经常走近对象，经常深入内心。只是对于我，永远需要警惕的是：不要因为获得了所谓批评的话语权，反倒遮住了原本还算犀利的目光；更不能因为变成了今天体面的出场，而忘记过去赶场的艰辛。因为那里才是我求知的源头，蕴含了我上下求索的精神。
 
 

【编辑：唐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