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独立性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以为批评的独立性首先在于批评家人格的独立。批评家主体精神的无所皈依和无从着落会直接导致了批评的旁落。批评家人格如果不能独立，批评的主体意识必然无从皈依，就根本谈不上以学术公心进行作品的评判，更遑论学术建构和价值观的呈现。毋庸讳言，在当代艺术环境下，不少批评已经沦为艺术资本利益链或产业链中的一环，很难具有独立的立场和价值判断。尤其是很多批评家也充当策展人甚至艺术掮客，这使得批评家人格的独立性、展览的学术性及媒体的公信力无时无刻不在遭受着名利的考验。如今，艺术展览邀请批评家出席给出场费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这种艺术家出资邀请批评家充当吹鼓手的现象基本上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这与传统的“润笔”还不完全一样，有些无原则和人格缺失的夸赞之辞事实上已经充当了权力和资本的帮凶。例如，去年获得金棕榈奖的北京某艺术家，在某地办展，一帮批评家为了出场费几乎倾巢出动，在媒体和研讨会上高唱赞歌，使得这个基本以模仿为主的“万金油式”艺术家，实质为四流艺术家的展览规格直达一线艺术家的标准。由于展览的规格和力捧的规模，使得艺术家市场价格飙升，更使得此艺术家的有模仿痕迹的装置作品入围2010年上海双年展并置于入口处。中央美院某青年批评家更是在某省级电视媒体上大赞一个单纯以作品巨大获得媒体关注的某水墨画家，且这次还提名了金棕榈，称赞其在彪悍的体量中获得张力，并有可能改写水墨画史[4]。这种指鹿为马式的所谓批评实质谄媚的话语，其背后艺术家所花的本钱自是不待言，从而作出矫饰并误断的判断在所难免。除了名利以外，批评家以关系亲疏作为判断艺术的标准，也使得对批评的独立性产生必然的质疑。名列今年金酸莓奖的罗中立的“雕塑系列”和潘公凯的《错构—转念—穿越杜尚》是明显的“当代艺术化”的劣作，因两人分别为四川美院院长和中央美院院长，参加投票的对应两校现职的青年批评家出于自身考虑，竟然无视学术至上和批评独立原则，集体噤声和失语。而针对罗中立的“雕塑系列”，《当代艺术家》杂志去年曾出专刊大唱赞歌，其中不乏青年批评家毫无原则的拔高评论。令人担忧的是，这些事例并非孤立的个案，在圈中已成为一种潜规则。我们怎能期待批评家近乎分裂的人格会做出公正的学术评判？批评家从事的理应是学术上的判断，而从事学术判段首先是自身经得起考验的道德良知和学术操守。

说到批评的独立，必然回避不了对批评家的选择。良莠不齐的评选者很难显示出足够的学术水准，以保证评选的学术性体现。这里面又牵涉到评选者的学术水准和道德水准，也即是学术能力和学术操守，前者是水平问题，后者是道德问题，也即是否能够遵循基本的游戏规则，遵循作品实际的艺术水准和学术高度来作判断，而不是出于人情与关系亲疏。事实上，这一点最为人所诟病，也即网络中口水针对点之所在。选择参评的批评家要有扎实的研究水平和批评眼光，这对于评选出的艺术作品是否能具备历史的验证是主要的考验。事实上国内有胆识的优秀青年批评家还能找出几个，如从事当代艺术批评且写作甚勤的独立批评家朱其和程美信。但是，无论在批评家年会上，还是这个号称具备当代艺术一定水准的“双奖”评选，均难见他们的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渐成圈子化江湖化的所谓“第四代青年批评家群体”。当然，这帮圈子化的青年批评家学术水平和基本操守也是良莠不齐，内中其实不乏有才能者。但是，雄鹰从不结伴飞翔。作为批评家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学术差异是必要的，否则在互相“抬着混”的场面中，丢弃的是批评的勇气和学术的精神。况且，不重学术而纯以年龄划分批评家，导致稚嫩的评判纷至沓来，本身就是极其荒谬的。更何况，很多批评家对理论的理解和掌握也还处于较为生硬的层面，对具体作品的判断有时更是南辕北辙。不错，年轻意味着对新生事物能够保持一种好奇心和自然的接受能力，以及更好地发现和理解与他们年龄相对接近的艺术家群体，但是，我们要知道评价当代艺术作品是一种学术行为，需要起码的学术积淀和艺术水准。年轻并不代表学术必然有深度和有锐度，年纪和作为批评家的学术水准无关。年轻也不代表艺术判断力就必定具备前瞻性，年轻更不意味着不会掺杂极强的功利心。而且，在第四代批评家中，勤于思考和批评写作的并非很多，可以说，里面很多人的水准和眼力甚至无法得到来自他们自身的理论支持。评选者的身份中，以媒体、策展从业人员为多。虽然媒体编辑、美术馆和独立策展人等接触一线的艺术作品为多，但，能否充分作出具有学术价值判断力的却很少，很多人充其量是在多个场合混个脸熟的参与者甚至利益攸关者。况且在学术性的体现上，新闻报道、策划案与学术论文还是差别很大。而在西方20世纪批评家中，虽然有诗人客串美术批评，从事美术批评有成就者还是以能够独立思考的学者居多。

另外，在作品的遴选上也值得商榷。一年之中当代艺术作品说多也不多，说少也不少，关键在于我们关注的是哪些人和哪些作品。我们看到，大美术馆展示的，场面大的、宣传力度大的、与本年度热点相关的，如上海世博会、上海双年展，甚至在北京办展等作品入围就偏多，而个人展、宣传乏力、动静小的及外地展览，关注自然就减弱。这恰恰忽视了当代艺术中有可能性的小成本、边缘性、小众性、个人化的作品展示。而当代艺术的前瞻性和先锋意义，可能恰恰不在有足够实力进行宣传展示的展览中，而暗含于很多今日可能并不成气候，而在艺术方法论上有可能存在突破的边缘性的艺术当中。艾未未的体量巨大的一亿颗葵花籽、上海世博会及上海双年展等大展上的作品频频进入评选者的视野和提名中，就是例证。可是，既然号称独立性的、针对问题性的“金棕榈金酸莓奖”评选，最后不免与这些宏大叙事和大展中的评选几乎重叠，是说明那些大展的策展人与双奖的评选者的眼光竟而惊人一致，再次印证这些作品的不可忽视性，还是说明“双奖”的评选者视野狭促呢？“双奖”的价值应来自于它独特的视角和与众不同的评判。我甚至觉得，也许在评选前一两个月内有必要设立“双奖”评选联络处，接受年度个人或展览主办方的作品资料投稿，至少有相当时间对年度当代艺术杂志进行必要的过刊工作，以便更广范围内多渠道遴选艺术作品及展开更为规范学术性的操作，是可以考虑的思路，而不是局限在这些青年批评家的草率印象和粗糙的解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