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主要的文物保护法律法规，诸如《公安部、国家文物局关于严厉打击盗掘古墓葬犯罪活动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盗掘、非法经营和走私文物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涉外工作管理办法》等均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制定的，不但不能和近年来我国新颁布的法律法规相衔接，而且内容规定滞后，已经不能够满足当前文物保护的要求。如《文物保护法》第七十条规定，文物收藏单位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备防火、防盗、防自然损坏的设施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并处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这种处罚显然较轻。”岳山说，“目前的古墓保护主要依托的法律是文物保护的相关法律，但是目前，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位阶普遍较低，多为‘条例’、‘办法’，甚至是‘暂行办法’，面对当前严峻的古墓保护形势，这些法律效力较低的‘条例’和‘办法’难以发挥作用。”

“从《刑法》的内容来看，关于古墓保护的规定不可谓不严，量刑不可谓不重，但是究其根本来看，都是事后惩处，犯罪类型也多是结果犯。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对文物保护的法律责任规定得较为详细，但也多是文物、古墓等遭到破坏后的责任。而对于不符合文物保护安全管理制度的行为，包括不符合古墓保护要求的行为，处罚较轻。” 岳山认为。

“我国目前在法律这一层级上还没有单独的古墓保护的法律法规。而文物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内容政策性表述较多，很多要求并不具体。这就导致文物的保护措施和重视程度受各地的经济发展影响，重视程度都不尽相同。在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文物保护的技术水平较高，古墓的安全工作开展较好；而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文物管理工作开展便较为困难，古墓保护的形势便十分严峻，令人担忧。这种现状亟需颁布单独的古墓保护法律法规。”

专家呼吁建立古墓保护防范体系

曾主持《文物保护法》修订领导小组工作的李晓东在接受《方圆》杂志记者采访时指出：“古墓葬保护确实是个难题，首先是文物保护人员投入不足。分布众多的古墓葬增加了看护的难度，需要大量的人力。而各地区的经济等条件限制了人员的投入。如内蒙古巴林右旗的土地面积是1万平方公里，有古遗址、古墓葬500余处，其中古墓葬200多处，仅一个辽代皇家陵墓庆陵就占地52平方公里。往往出现管理上的‘真空’。” 更遑论诸如河南淅川这种拥有大量尚未发掘古墓、也就谈不上保护的地区。

“还有，在文物保护人员与文物犯罪分子的较量中，文物保护人员所运用的技术手段始终处于下风。”李晓东介绍说。“目前盗掘古墓犯罪往往是具有国际犯罪背景，事实犯罪时一般是集团化，少到几人，多到十几人共同犯罪，而且装备有精良的交通工具、通讯工具、盗窃工具和野外作案的生活用具。盗掘时利用现代化的金属探测仪和洛阳铲相结合，采用爆破或挖掘的手段。有一次得知庆陵被盗的消息，当地文保部门赶到现场时已是几天后的事了，犯罪分子早已裹胁着文物逃之夭夭。”

在文物专家看来，文物经费投入不足，也是古墓保护难以落实的一个重要原因。文物保护法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将文物保护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但20多年来，一些老、少、边、穷地区，文物保护经费仍然不能全面落实，使一些业余文物保护组织形同虚设，导致专业的文物部门消息不灵、信息不畅，打击文物犯罪的效果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