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曦云（以下简称杜）：在今天看来，你对东方精神有没有一些新的理解？

王：如果今天再谈东方精神，我可能会把它稍微缩小一点、具体一点，因为当时所说的东方精神是极其宽泛的。新的变化，可能是观看世界的方法或者角度发生了变化。比如，如果我说世界是什么、国家怎么样，那么世界、国家的概念都是隶属于西方话语方式范畴的，在说世界时实际上是在一种划分出来的层面上。而如果我说天下是什么、怎么样，那就会产生明显的不同，天下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对于西方人而言，不会将世界视作天下，而作为东方人，我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影响，会以天下来承载，这就是不同。

相对于西方的明确划分，有东方倾向的人更是不确定的，没有明确的界限感，这恰恰就是东方文化中对艺术家最有用的因素。

杜：你认为东方精神的形式是什么？

王：在我看来，东方精神不存在形式。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一种提示或者心理暗示。因为如果有形式、有界限、有目的论，那么实际上就又掉入了西方的话语方式。

李：你在1988年的“黄山会议”上提出要“清理人文热情”，当时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概念？

王：“清理人文热情”是在“黄山会议”的讨论会上提出的。当时艺术界对艺术的描述、评论，包括对我的艺术的评论，从一般字面上看都是非常好的。但在好的背后我却发现了一些问题，那就是一件普通的视觉作品往往会被投入大量的热情而被阐释得极其复杂，好像这件作品具有很复杂的哲学含义。我感觉艺术似乎不应当是如此，于是我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清理人文热情”的观念。在我看来，人文热情的大量投入会导致艺术自身意义的严重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