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置作品《做梦的猪》（1997年）。徐坦用几只猪来关切一个一般化的问题：知识和权利

中国有自己的当代艺术吗？

“关键词”的想法诞生于魏玛。六年前，徐坦受一笔基金的邀请，在德国工作一年。在魏玛的歌德故居旁边，他做了一个名为《最后的文化堡垒》的作品。那是一个露天厕所，“真正的厕所，有木栅遮挡，下面是中空，照搬中国农村，尤其是沿海渔民常用的那种。”徐坦站在厕所旁边，欢迎过往老外使用。

他对这个作品颇为得意。“当年孙中山从国外回来，带回的第一个现代化产物就是抽水马桶。”他觉得全面入侵的西方文明导致了全球化一统天下的乏味面目，还蛮横地把我们某些美妙的古风给摧毁了，所以在人家的大文豪家旁边做个厕所，算开个玩笑，也有点挑衅的意味。“当然，没有一个德国人使用。”

这是2005年之前的徐坦。“典型知识分子思维，热衷于袖手旁观，冷嘲热讽，勤批判而不会建构。”回顾自己的过去，徐坦如此总结。

生于1957年的徐坦，刨去“文革”中集体荒废的青春，80年代他在校园中与无数中国青年一起度过了求知的黄金岁月。“开始时迷恋存在主义，《苍蝇》、《局外人》看得如痴如醉，后来很受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从罗素、杜威看到维特根斯坦。”1980年代的广州美院油画系，像徐坦这样的哲学爱好者大有人在。

以至于日后出了国，“和西方人谈福柯、谈德里达，谈这个主义那个主义都能谈得头头是道。”直到在魏玛被一德国艺评家问道：“为什么中国艺术家都喜欢在西方的美学框架里做艺术？你觉得，中国有自己对世界艺术的贡献么？”

徐坦开始反思自己一直以来在做什么。当时，他做的另一个作品名为“空气不错”。他在展厅做了一个桑拿房，邀请来往观众沐浴更衣，裹个浴巾坐进透明桑拿房里看他拍的Vedio。“身体和皮肤，以及坚硬的意识形态，都会被桑拿浴软化。恐怖分子如果天天蒸桑拿，也会被改变。”

但是，中国有多少人能蒸桑拿？或许城市里有不少，但中国目前还只是在城市化的路上。

“问题不在于我们做什么，而在于我们头脑中使用的整个“资料库”都是从西方现成的系统里拿来的。比如我们动不动就说后现代主义，你也会感觉这和我们的现实不匹配—如果我们的价值观念是山寨的，我们的作品如何可能是原装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