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具有放眼文化与历史整体的思想高度

“人生识字忧患始。”——这是每一个真正的人文艺术家最基本的人文品质。而忧患意识和悲剧意识往往是产生伟大艺术作品、伟大艺术家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在周天黎的文字中，她所关注的更大的命题，是如何在“游于艺”的基础上能够“进于道”。她对“道”的理解并非是纯玄学式的冥想，而是落实在一个艺术家的学养、心性、知行，与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与许多画家所不同的是，周天黎并不局限于纯美学文本的思索与笔墨玩味，而更多地将目光投注在社会、历史和人类的文明推进，以及关于人生的终极命题之中。“文以载道”是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千百年来的立身准则之一，周天黎显然推崇这一传统文化的价值核心，并进一步认为，只有在文化意义上深度感悟“文以载道”的精神，才能实现“以艺载道”。她坚信，当代艺术家首先应承认并履行其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并通过艺术自身的逻辑，将自己的心思在审美的淬砺过程中加以艺术地表达与传播。她说：“这也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及18、19世纪新思想启蒙潮流中艺术大师们的可贵作为。”

艺术家在“出世”与“入世”的问题上似乎总处于一个两难之境。中国的文人士大夫画家们有较为稳定的生活来源，作画只是一种艺术展示和派遣胸臆的手段。然而事实上，“槐花黄，举子忙”，中国的“士”阶层自古以来就没有真正独立于王权与政治之外。另外，在有更高追求的一些文人画家看来，全然投入于世俗生活，显然会对他们的绘画品质产生负面作用，故而领受着一种不甘心的、刺向人性背后的冷月贫寒。对倪云林的推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于“人品”与“画品”之关系的理解，以及理想“画中山水”与真实社会的对立关系。直至现代由艺术家、艺术展示机构、批评家、收藏家、画商以及社会赞助机构所组成的较为健全的“艺术生态圈”出现，才允许艺术家们能够在保证其经济来源的同时，保持他们较为独立的社会文化身份，在“出世”与“入世”之间找到一相对可操作的平衡点。

然而，周天黎是一位心有理想准则和怀有高贵审美激情的艺术家，她不满足于骚人墨客风花雪月情致的四时朝暮，在这样一个圆机讨巧的平衡点上把玩自己的艺术，而是充满了关注人类命运的文化自觉性。晚清思想家龚自珍诗曰：“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周天黎也曾以磊落不羁的情怀在画作上题跋聊浇块垒：“此荷怎别群芳谱，花是人间赤子魂。”“江流石不转，昂然天地间。”“试将绝调写风神。”也因为如此，她有一种强烈的艺术精神内体所产生的批判意识，包括其情感体验中对精神彼岸的向往。在整个社会文明变革时期，她不作旁观者、漠视者，而是自觉的担当者和参与者。对于当今文化艺术领域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她并没有回避在自我的艺术世界中，以隐者自居而独守一隅，而是步踏风尘不流俗，同时以坚强的人文姿态介入到文化话语之中，寻求在人心张惶、喧嚣世语中发出自己独立理性的声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周天黎是一个积极的“入世”者。另一方面，周天黎所秉持的独立知识分子身份，使其在对当代中国画坛和文化社会领域种种陋弊进行批判的同时，又能够着眼于当下而放眼于历史，源思于个体而关照于民族命运。因而，她在“入世”的抱负中保持着“出世”的心性，这种“出世”的精神孤独感进一步促使她在艺术和社会文化生活中能够完成对当代与传统的超越。我再次强调，周天黎的超越不是那种快刀江湖的豪兴，也不是那种庶近隐士心态的退守，更不是犬儒主义者在老于世故之后的玩世不恭，而是来自于一个艺术天才自身的坎坷命运和对民族、历史的痛苦思索与犀利剖析!

在直面现实的批判中完成艺术与人生的超越是一条何等艰难跋涉的道路，对此她是明白的，她在《心语》文中写道：“哪怕我伤痕累累的身心爬行在啼血洒满、肃风咆哮、潜藏凶险的驿道上，哪怕肤肌下的骨头都被摧裂成了碎片，我仍将心无旁鹜、一路歌吟。——因为这就是我前世的天命与今生的躬行!” 她真挚信念、霜尘寒柯，千肠百结的心路历程，甚至让人想起方以智、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等哲人在生命历史的大混乱中，孤独地与苍茫宇宙对话之情景。这四大学者“破块启蒙”与“循天下之公”的思想遗产，对中国近代改良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正巧的是，周天黎对他们“内极才情外周物理的美学思想”也作过认真的研究，且颇有心得，她说：“我十分赞同其‘真正美的艺术创作应该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的美学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