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2011年，版权：Gerkan, Marg und Partner

在德国，有关中国的公共话语是上述的符号感知的组成部分。中国读者必须理解，虽然启蒙是一个极其复杂、极其矛盾的现象，它既包括康德的绝对律令，也包括雅各宾式的恐怖，但在有关中国的公共话语中，启蒙成为一项道德使命。但这项使命并非对所有的人都同等地紧迫：文化界绝对肩负这一使命，政治家只是部分肩负使命，经济界则根本不用理会。

本次展览的组织者也成为这种感知模式的牺牲品。他们口口声声要搞纯粹的艺术展，心里想的是政治风光，他们都想把启蒙之光送到中国。有一个事实暴露了他们的意图：世界上哪有什么“启蒙的艺术”。几位博物馆馆长不顾艺术史常识，决定将展览命名为“启蒙的艺术”而非“启蒙时期的艺术”。此举表明他们意识到德国媒体和舆论界对他们有何期待。既然主办者和赞助商邀请了80多位德国和外国记者飞抵北京参加开幕式，他们当然没料到自己会受到批评。

这种简单化的感知方式让许多中国人感觉很伤感情，即便是对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现实表示不满的中国人也有同感。这样的感知世界里，他们和他们的生活现实没有发言的机会，除非他们符合德国人的符号感知模式。在本文开始提到那篇有关“珂勒惠支和中国的现代艺术”的对话活动的报道中，作者对中方人员及其发言只字不提。他声称潜在的中国参观者“受到警告”，声称这些人“因为害怕”而远离这一活动。此人言而无据，但是他的推测符合人们的感知模式。在随后的一场活动中，来自北京的语言学家方维规就欧洲启蒙思想如何影响现代汉语的发展做了一场令在场的中国人和德国人都感觉十分精彩而且深受启发的报告，但德国记者却已无影无踪。其实这两场活动都是本次展览的配套节目。

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举办启蒙艺术展，但二者都希望借助这一展览推动中国的启蒙进程。有一个情况应该提醒我们的中国读者注意：尽管启蒙运动对宗教进行了诸多批判，但世俗化的传教使命却始终属于启蒙思想遗产，所以启蒙主义者也把《圣经》的教诲牢记心中：“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

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对此进行讽刺批判也不足为怪。北京的德语文学研究者黄燎宇曾在图宾根大学发表一个犀利和机智不相上下的演说，他在演说中指出欧洲人的启蒙传教使命十分可疑，因为中国的儒家早在欧洲启蒙运动之前就表述了启蒙的一些基本立场。面对难以应对的全球性挑战，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启蒙的杰作即失控的资本主义都显得束手无策。我们不必赞同黄燎宇的论点，但他的观点可以为一场富有收获的对话奠定基础，譬如可以把相关对话纳入展览的配套活动。但是人们没有这么做。

这阻力依然来自那种狭隘的感知模式，只是这一回的说法相反：由于害怕中方的合作者会过于敏感，人们便回到举办“纯粹的艺术展”的立场，监管这一展览的是清一色的德国专家。既然像我们所说的那样，艺术史上找不出一种“启蒙的艺术”，人们就决定从三大博物馆的馆藏中挑选一些展品来展示启蒙思想立场。他们这事做得非常专业，也充分体现了德国人的认真细致。最后挑选出九个主题：从“启蒙时期的宫廷生活”到“爱情和感伤情调”和“回归自然”，再到“思想解放”和“公共领域”。和多数中国博物馆的有些乏味的橱窗展品相比，“启蒙的艺术”完全是“瑰宝”。展品和展览方式都是绝对的高水准，尽管西方的观众会问：实施专制统治的小邦君主的宫廷肖像、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创作的浪漫-神秘风景、博伊斯(Joseph Beuys)的作品是否真正代表艺术中的启蒙精神?

人们忽略或者故意忽略一个重要问题：这个展览不是面向德国观众(考虑他们就够困难的了)，而是面向中国观众。虽然中国观众对康德和伏尔泰的了解一般要多于我们对孟子和朱熹的了解，但他们对启蒙时期的情感生活、文明批判、宫廷生活很陌生，就跟我们对新儒学的生命意识和诗学一样生疏。只有当观赏者的知识和经验能够与展览内容产生共鸣的时候，展览才能发挥积极作用。

总之，富丽堂皇的启蒙艺术展与本地观众擦肩而过。它既没给后者提供结合自身知识的机会，也没有诉诸其人生体验。它让参观者看得一脸的茫然，然后又带着一脸的茫然离去。丰富多彩的展品未能刺激观赏者的思想，而是令人疲惫。参观者寥寥无几，这不单单因为启蒙艺术展要求单独购买门票，而其它长期展览都是免费，国家博物馆每天只允许进8000人，这里面有不到10%的人会光顾“启蒙的艺术”。个中原因，并非人们受到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