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6月24日，《文汇报》“争鸣”栏目刊登了著名文艺批评家谢春彦的《钱，可通神，亦可通笔墨耶？》一文，文中有一段这样的表述：“还是以卖得火，吹得火，势得牛的范三官人为例，那种仗势霸气，硬而实软，华而不实，稀缺内养，呆板颟顸的笔致，貌似清雅的俗绿恶青，掺了些墨抑或石绿的冷赭肤色，手与足的结构亦并不合理协调的搭配，哪里还有什么好灵魂在耶！”

2010年9月，范曾一纸诉状将郭庆祥、谢春彦及《文汇报》告上法庭。范曾一方认为，《文汇报》发表的文章主观武断，捕风捉影，随意攀比，不负责任，使用侮辱、诋毁、刻薄的语言、直接攻击原告，要求郭庆祥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500万元，要求谢春彦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20万元，并要求《文汇报》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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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官司的一点思考

弘之

范曾状告郭庆祥案在京开庭，到场采访的媒体之多，公众关注度之高，使这桩案子再度成为舆论聚焦点。有识之士的关切点在于法律能否伸张正义，维护正当的文艺批评氛围，而文艺界及其相关主管部门对此事持何种态度？

郭庆祥一篇未点名道姓的文艺批评惹得范曾“对号入座”，一纸诉状将郭告上法庭，恰恰证明“流水线作业”的现象的确存在。郭文直击文艺领域浮躁和急功近利的不良风气，体现了可贵的文化担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如此振聋发聩的文艺批评有明是非正风气、警策人心之效，正是我们当下所匮乏的。如今高水平的锋利艺评简直是凤毛麟角，而吹捧之风日盛一日，令人肉麻、作呕，“有的艺术批评更是被金钱和利益‘绑架’，成了某些利益集团的工具”。而范曾和他的利益集团在炒作其作品时这种“下三滥”的艺评很是卖力气。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范曾这种一触即跳的霸道习气，与文艺批评的绵软乏力甚或庸俗不堪也不无关系。

在我看来，再正常不过的一篇文艺批评竟招致一场官司，而恶劣不堪的“伪艺术品”竟充斥于市，愚弄大众，实在是文化艺术乃至整个社会的悲哀。不过，如若这场官司能使是非曲直得以明确，能使见怪不怪的麻木神经得以触痛，那么，对文化正义的伸张，对丑恶现象的抵制，当能起到给力的作用，倒也堪慰人心。

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今天的美术界会出现霸道猖狂到说不得的范曾呢？除了他狂妄得自我托大以外，与美术界的麻木、管理机制上的问题亦有相当的关系，以致不负丹青的艺术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而误导大众、歪曲审美者反倒肆无忌惮。范曾对其他画家的贬损、辱骂，张狂得已到了目中无人的地步，何以美术界“上头”没有出来主持公道呢？但愿范曾状告郭庆祥一案，多少能唤起整个艺术界的社会担当意识，不再任由某些人误导艺术发展。

“流水线作画”事实如此，理亏的范曾却摆出一副“老虎屁股摸不得”的霸道相，此事再次警醒人们，营造一个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当文艺批评的良好环境，对于匡正文坛时弊，甄别艺术美丑，繁荣文艺创作，是何等的重要！期待看到更多如郭庆祥一样旗帜鲜明地开展文艺批评的“亮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