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你小说出版之前，拍摄了菲利普-珀蒂1974年走钢丝的纪录片《走钢丝的人》也问世，你看过吗？这是巧合吗？

麦凯恩：写完小说初稿之后，我看到了这部电影。时事会以特定的原因进入文化领域，珀蒂进入过童书、纪录片。这不算是个原创的想法，但它是个具有煽动性的想法。约翰-伯格说过：“一个故事没法说出独一无二的感觉来。”换言之，一个故事可以用一百个不同的角度来叙述。但我觉得语言比电影更有力量，电影的受众当然较广，但想象的作用无可替代。作家创造性地写、读者创造性地读，在这个过程中，你能在头脑中把握事物，而不是任凭事物往你的头脑中灌输。阅读来自内部，影像来自外部。

记者：小说是关于纽约的，但故事从爱尔兰开始，在爱尔兰结束，是因为你的爱尔兰身份吗？

麦凯恩：是的。在写作的时候，我想回家，想谈论家里的事；我也想谈论“9-11”，它如何影响了世界。在我看来，纽约包含了不同地域的元素。如果去布鲁克林，你就会看见乌兹别克斯坦人、中国人、爱尔兰人，那真是一口大锅。就这一点来说，我很喜欢纽约。也正因如此，我不想这部小说的故事只发生在纽约，只跟纽约有关。我是爱尔兰裔的纽约客。我现在有两本护照，一本爱尔兰的，一本美国的。我孩子也是，我有三个孩子，分别是7岁、11岁、14岁，他们也都有爱尔兰和美国两本护照。但我认为我是爱尔兰人。你要是用一把枪指着我的脑袋问我是哪里人，我会说我是爱尔兰人。

记者：小说最成功的地方之一是其结构，小说从桑迪蒙特开始，在桑迪蒙特结束，形成一个环。在这个环内，多个声部此起彼伏，终于在珀蒂走钢丝那里汇合。

麦凯恩：小说里的人物科里根和爵士琳在第一章就倒下了，然后我通过12个人物来重构他们的经历，好比是12个声部。从许多方面来看，这都像在写一部音乐作品，像交响乐，有钢琴、有提琴、有合奏、有独奏。主人公死去时，双塔也倒了。

记者：这是你精心设计的吗？

麦凯恩：结构是我在写作过程中形成的。如果在下笔前就有了结构，那就很难再自由地创作了，因为你会被束缚。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想得太清楚就是生病。”你要是对什么事情思考过度，就会让这件事带上病态。“没有经过反思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可是，反思过度的人生也是不好的。我知道这个结构对读者是一个挑战，但我喜欢挑战读者。

记者：小说的每个部分都是一部短篇小说，是吗？

麦凯恩：几乎就是这样，但它们还是融合了起来，我不想称每个章节是短篇小说。我目前正和《Lost》编剧J.J.Abrams合作写剧本，我们把小说拆成了一个个部分。编剧的时候才发现，天哪！怎么这么混乱？要先拆开，然后重组，才能拍成电影，很难。

记者：另一位“9-11”作家约瑟夫-奥尼尔是爱尔兰科克人，你来自都柏林，你们各自写了两部非常成功的“9-11”小说，这非常值得爱尔兰人自豪吧？

麦凯恩：爱尔兰不缺作家，讲故事是我们爱尔兰人最拿手的事情。我生长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离开那里仅仅因为我对世界好奇。我先去美国，骑自行车在美国游荡了两年，一共走了18000公里。从波士顿出发，南下纽约、佛罗里达，穿过新奥尔良，到达得克萨斯，一直进入墨西哥。然后，北上加拿大，最后在旧金山结束。那是1986年，当时的我21岁。我们为什么要说故事？有时是为了让人给我们钱花，有时是为了让人爱上我们，有时是为了参加战争。叙事的原因五花八门，而叙事是每个人都持有的通货。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叙事是最民主的一件事。

【编辑：陈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