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很多年来你给人的印象是一直不在“主流”之中。
何多苓:我完全习惯了。我是听到我可以不参加我的作品研讨会会特别高兴的人。有人觉得自己是中心,你把他排除在外他很生气。很多时候我乐意当一个旁观者。
我愿意躲在一边做自己的事情,对很多事情保持清醒的观察和认识,如此而已,不一定要介入。我就这样存在了这么多年,虽然经常是若即若离,但是没有从中国美术界消失。他们问我,对你的学生灌输这套吗?我说我从来不灌输,因为他们年轻,更积极一点。像我这样会损失很多东西的。在节奏这么快的当代社会,你还是应该积极一点。
记者:我们可以说损失,也可以说放弃。
何多苓:我们单位要我当院长的时候,我说除非是让我选择当院长还是坐牢,那我选择当院长。结果他们再也不找我了。我也知道我进入官场,我的画立马要翻几倍的价格。但是我放弃了,因为那样太难受了。我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有人的画价本来落得很低了,当了院长以后一下子就狂涨。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喜欢当官?因为确实也有利益在里面。有所得就会有所失,这是绝对平衡的。假如我是另一种状态,我的画也不一样———我自己都不存在了。对我来说消极不是贬义词,是我追求的一个状态,我很积极地当一个边缘人物。
【编辑:李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