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而且你布置了接纳这些偶然性的临时场所，比如艺术家Franz West、Oscar Tuazon、 Monika Sosnowska和宋冬的作品。

BC: 我管它们叫“parapavilion”。在国家主题馆之外，这些“parapavilion”是一个另外的空间，其中艺术家们（例如Oscar）可以制作容纳其他艺术家作品的雕塑。然后我们邀请Asier Mendizabal在Oscar的作品中展出作品，因为Mendizabal的投影幻灯作品在军械库（Arsenale）这样的地方很容易被忽视。Franz West的馆很有意思，当我问他要不要也建一个“parapavilion”的时候，他立刻表示：“我要把我在维也纳家里的厨房在威尼斯重新建造出来，不过会让它内外颠倒。”他在自己家的厨房里本来就有很多朋友的作品，而现在他要把这些作品原封不动地布置在这件厨房作品的外部，也就是说在这次展览上会额外出现20几位艺术家。而在厨房内部展览的将是Dayanita Singh的投影作品。

郭：上一届双年展着重强调了参与情境与事件性的作品，这是对Pontus Hultén遗产的继承，而且那些展览与行为表演和教育有关。

BC:嗯，这次展览也有一个类似的短期作品。Gelitin打算用一个熔古代玻璃的炉子熔一吨玻璃，然后浇到军械库花园的草坪上。等冷却之后游客就可以在上面行走，在他们脚下就会发生破裂和移动。这是一种社区生活，过来做点什么。另外旁边还有音乐演奏。

郭：那么，换一个全然不同的角度，我们看到，丁托列托的作品富有戏剧性，你选择他的作品是给谁观看的？这种彼此不同的历史阶段是如何被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

BC:丁托列托非常具有试验性，我之所以选择他的作品是为了探讨模式的问题，包括艺术世界的模式、当代艺术公众的模式、古典艺术观众的模式等。我们这代人曾经反抗过在我们德国被称为的“文化资产阶级”（Bildungsbürger）：被标准化了的西方文化，我们要知道哥德、席勒，披着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外衣。我们对此产生了质疑，因为我们这样做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丧失自我。今天，我们需要重新讨论问题，什么是文化，什么是艺术，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文化与艺术的基础是什么？

郭：有没有这样的危险：你将丁托列托的作品放在这次展览上是为了在西方高级文化的核心地带建立这些基础？或者说在威尼斯举办的双年展必然会带有西方中心论的意味？

BC:当然，有的人根本不管实际情况，对威尼斯指手画脚，好像威尼斯是个大都会。我们应该诚实一些，从我们实际所了解的情况入手。

【编辑：成小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