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维持这个角度，我也带来跟这次参展的作品有关的一些图片，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如果看过那些纸上的介绍就知道作品主要来自于两个地区，一个是甘肃的通渭县，一个叫冯家湾和贺家湾的两个小村庄，还有一部分是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几个村落，在这里跟大家看一下图片的部分。这是我们在凉山州的一个非常偏僻的，没有电、没有水的山区里拍摄的一所乡村小学的学生的图片。

这个村落是很少有外面的人进去的地方，因为在很深的山区。

接下来看一下我们在甘肃通渭县一个乡村所拍摄的一个老人吹唢呐的视频，从这个片子里可以看到我们收集这些服装的周边的自然环境。

还有一个是在冯家湾的一个38岁的农村的单身汉杨胜红，他父母的照片在这边有展示，这是他出去放羊的场景。

这位老人身上的衣服是在这里展示的其中的一件。杨胜红把那个绳子栓在头羊的头上，因为放羊就是把头羊拴着，其他的羊就跟着走了。这个村庄所有的建筑全部都是用当地的黄土做成的，因为这个地方是非常干旱少雨的一个地区，所以说这种土建的房子可以维持很长的时间。因为当地非常缺水，他们甚至连平时的饮用水都是完全不够的，他说在农忙的时候天不亮就要起来。

杨胜红一天的生活就这样结束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会跟欧宁有一个对话，最后希望留20分钟的时间给现场的观众，你们有什么问题，欢迎你们提出来，我也很愿意跟你们交流。

主持人：谢谢马可。昨天我看这个展览，看完之后我拍了一些马可的照片，然后发到微博上，发了两个帖子，其中有一个帖子今天已经被转了200多次，因为那个作品的冲击太强了。我跟马可已经有好久没有联系了，但是在几个星期前，我因为要做今年的成都双年展，我给她打电话，结果我们一讲电话，就讲了一个多小时，共同的话题就是农村。我忽然发现其实马可这几年几乎是把整个时装工业的那套东西全部抛弃了，我们这几年都不断地下乡，到农村里去找，脑子里全部是对城市化的弃绝。

昨天我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感触很大，因为老百姓的那些衣服，比很多专门设计的东西还要漂亮。马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衣服是怎么收回来的，为什么你只是呈现它们原来的样子，而不加进自己的一些东西?

 

马可：我大概是在2005年开始去农村旅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像我在作品介绍里写的，我觉得我的生命一直跟农村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虽然我是一个从小在城市长大的人，但是我一直很庆幸的是我从小学开始以后一直有一个经历，每年假期的时候，我妈妈带着我下乡到姥姥家，姥姥家还在吉林一个很偏僻的小村庄。我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为什么在农村的生活那么快乐，那是我在城市里无法体验到的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跟小伙伴们每天一起上山采野菜、喂猪窝，下雨以后到森林里采野蘑菇，把它晾干，或者是煮了吃。然后跟大人一起下田种地，我们跑前跑后，帮一下忙，或者到小溪里游泳，或者是游戏，我也学着他们打赤脚，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我的脚痛得不得了，但是他们可以走得很欢快，我发现我跟他们还是有所不同。

我一直很感谢小时候有这样的经历，我在农村找到了一种跟我血液里有非常深刻连接的东西。这是直到我长大成人以后，甚至到现在才慢慢悟出来的一些东西。我的农村情结可能是从那时候就开始了，后来一直到创办了我的品牌，我在做这个品牌的过程中虽然接触到的都是世界各地的大都市的时尚，非常的艳丽、非常悦目，有很多美丽的模特、很多美丽的衣服，但是我感觉它一直跟我的内心有距离。因为我发现我并不爱炫耀，也不喜欢引人注目。如果有很多人注视我的时候，我会显得很不自在，所以我在想，我的这种个性是不是不适合做服装设计师。因为按照常规来讲，服装设计师一定要穿得像个设计师，看上去就知道他是一个设计师，这些都不太符合我的个性，因为我喜欢别人看不到我，我喜欢像普通人一样生活。无论走到哪里，没有人认识你，我觉得这很好、很自在。可能也是在做品牌的设计中充满了很多的压力，还有刚才其他设计师讲的一些时间上的紧迫，反而会促使我内在觉得一定要去乡村寻找一些东西，所以2005年开始，我就去农村旅行。在旅行的过程中，避开很多游客会去的地方，走到最偏远的、很多传统的生活方式仍然在继续的地方，住在农民的家里(因为这些地方是没有酒店的，甚至连小卖部都难得一见)，跟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我才发现一个问题，我原来所以为的世界只是城市的世界而已，那时候我感觉到大地的辽阔，还有生活在辽阔大地上的农民，他们没有一个是名人，没有明星，也没有人采访他们，但是他们的比例确实远远超过了城市人口。我那时候就在想，到底什么是世界，什么是真实，到底是在城市看到的这些繁华的景象、浮华的世界、色彩斑斓的时尚界更能代表真实?还是我在农村看到的另外一个跟时装绝缘的地方才是真正的真实?我就会想这些问题。在这些旅行过程中，我经常会被这些纯朴的村民穿在身上的以弗所感动，因为毕竟跟我的专业有关，我对服装、服饰这一块比较敏感，我就开始慢慢收集他们的服装。当我把这些服装跟所谓的当代设计、现代艺术做一个对比的时候，我觉得这些衣服更加能够让我感觉到震撼和感动，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在用真正的生命和时间创作。这个衣服已经不再是件衣服了，因为随着长期的穿用，破损之后再修补，再穿用，在这个反复的过程中，它已经变成了他们身体或者是生命的一部分。我在这些看起来衣衫蓝缕的衣服里面看到了他们生命的故事和经历。现在的设计和艺术经常感到很苍白，这些东西和它们是没办法比较的。当又一山人邀请我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是不是在以前的创作里找一些作品拿来展览，或者是专门为这个展览创作一个新的作品。但是当我想到这些服装给我的感受以后，我就下决心，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做任何的设计，没有必要再做任何的创造，我觉得他们已经给了我最好的东西，所以就有了这次的展览。我去了这两个地方，收集了这些服装，有的是跟他们交换，就是用一些新的衣服跟他们交换，或者是有一些村民提出，他们更希望要钱，我们也会用金钱跟他们交换，也有一部分是他们什么都不要，他们白白送给我们的，因为他们说这个算不了什么东西，你们喜欢就拿去。所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获得。

主持人：我觉得这些作品之所以打动我们，是因为有时间在里面。就是这件衣服可能有很多人穿过，也是他们应对比较窘迫的生活状况的一种方法。这些衣服令我们想起，今天我们在城市里吃的猪肉，可能只需要两三个月就可以养一头猪，但是按照传统的养猪方法，一头猪可能要养一年。我们现在吃的大米，如果用自然农法来耕种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但是通过转基因的种子，还有大规模现代农业的耕种，它很快就可以生产出来。也就是说，所谓现代跟传统，城市跟农村有很多的比较，中国农村小农的传统是非常棒的农业方式，因为中国的农业注重深耕西种，一块土壤要不断地交叉耕种，它要护土，而不像美国的大农业，而且深耕细作的农业希望劳动力密集，这样就会把家里所有的劳动力集中在一起居住，这样就产生出农村宗法社会的社会结构，大家聚族而居。很多乡土像围屋一样，把家族聚在一起，方便他们深耕细作的农业传统。另外中国农村的小农跟城市的关系，以前是互相哺育的，因为宗法的观念很强烈，所以当徽州的盐商到扬州、上海做生意的时候，他们在城市里挣的钱就会寄回农村盖很大的房子，所以这种城乡关系是非常和谐的。但今天全断裂了，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年我思考农村跟城市的问题，我看到马可的一些工作以后，我就很兴奋，因为我发现我们不约而同地在朝这个方面想。但是马可的作品有一个问题，网上也有反应，你在搜集这些作品来这里展示，从设计师的角度来讲也是很棒的，大多数设计师或者建筑师都在自己的设计里彰显自己，而你在做减法，在这个展览里你甚至没有露面，而是农民的东西在展览。谢英俊的建筑也是，他让农民通过互助的方式添加自己的房子，他的建筑师身份在收缩，变成一个背后的人，而主体是农民。我特别想知道，你的作品在下一步的时候，通过现在的身份(因为你现在拥有例外这个品牌，是一个在城市里工作的设计师)，能够给城市带去什么东西?就是不仅仅是从农村里把东西拿走在城市里展示，而是可以把什么注入到农村的生产力，让它有一个可持续的发展?

 

马可：2006年我们在珠海成立了无用工作室，现在有一些媒体可能有一些误解，会认为“无用”是我继“例外”之后开创的第二个品牌，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无用”只是一个工作室的名称，我们自身认为它完全不是一个品牌，或者说更准确地讲，它代表一种价值或者一种观念的传播。这个工作室的性质，我们把它定义为公益性的，它不是商业性的，而是非盈利的。当然就像今天上午欧宁也讲到，公益不要排斥商业，我们不排斥商业，在“无用”里面我们也不排斥商业，我们有商业的部分，也有销售的部分。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销售得来的钱用来干什么。有区别的不是销售的行为，而是销售的钱用来干什么。对我们来讲重要的是怎么样保护中国的传统的手工艺，并且将它传承，这是我们这样工作室的使命。另外我们希望做一个桥梁，大家都知道，其实现存的绝大多数的民间手工艺只在这些最落后、最贫困的地区才有保留，真正已经被商业化进程影响到的地方，基本上是手工艺全面溃败的局面，基本上已经荡然无存了，包括在我们旅行过程中看到中国的一些县城，手工艺都找不到了，真正的传统只能在最偏远的地方，我们也希望做这样一个桥梁，把最偏远地区的人民，通过这些手工艺改善他们的生活，也可以赢得更多人对他们的尊重和理解。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今天上午你谈的那个态度我也很认同，我不认为给他们捐衣服或者给他们捐钱可以真正解决什么实质性的问题，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帮助他们找到可以开创更好生活的一种办法，也包括思想跟精神上的支援。在中国我看到的贫困可能更多的是背后的，我觉得可能是信仰和信念上的支援，我更看重精神上的支援。真正解决的贫困问题不是从技术上解决，而是让他们找到民族文化上的根源，从这方面建立了自信以后，就会帮助他们达到真正的超越，而不是现在的这个层面。

 

主持人：现在很多人开始关注中国的农村问题，我记得1930年代中国乡村建设的先驱晏阳初在河北的定县已经摸索出非常好的经验，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要在农民已有的基础上开始，他们做的不是慈善，而是激发人民的力量，因为慈善让人产生依赖性。接下来我有很多项目是要再农村做的，我们总是强调一点，在农村工作，或者从事乡村建设，它的主体永远是农民，不是这些外来的人，我们去农村不是从外面带很多他们没有的东西给他们，而是激发他们本身的创造性和主体性。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不觉得去农村，跑一下那些落后的地区，就有道德优越感，就获得了慈善的虚荣心，这是有很严重问题的。要想办法让农村社会自身的生命力恢复过来，这是最重要的，把城市的东西待带到农村去，肯定是加快农村的破产和毁灭。

 

马可：我再补充一点，我一直有一个看法，我并不觉得城市人到乡村就是本着我们去帮助他们的角度，其实我觉得这是不成立的。如果我们只是看到他们在经济和物质上的占有跟城市人相比的匮乏的话，反过来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在乡村的体验，感受到城市人在其他很多方面的匮乏。所以我觉得这种帮助是双向的，我绝对不认为是城市人有资本、有能力帮助贫困地区的人，我觉得城市人更需要帮助，其实我们比他们更匮乏。因为我们连最基本的衣食住行都不能自理，我们是完全依赖购买的一群人，我觉得农民很伟大，他们吃的东西、住的地方、穿的东西，所有的东西来自于他们的双手，我觉得这是最直接、最原始，但是也是最能让人明白什么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体会。但是我们因为城市所塑造的一种假象，它把我们罩在这种假象里，使我们逐渐远离我们的来源——土地。使我们丧失了自食其力的生活态度，也包括精神上的独立。因为城市人之间是要靠购买来取得一个自己生存的延续的，所以在这里我觉得城市人非常需要向农民学习，去学习他们对大地和自然的尊重，因为你们看到，在农村如果不尊重自然的话，他们是没有收成的，这是天道，他们必须顺应一年四季的节气，为什么在城市里我们几乎可以把农历抛弃掉，我们不需要这个，我们只需要看星期，周末我们就可以休息了，但是在农村是看农历的，因为二十四节气对他们的耕种是非常重要的。在播种的时候像打仗一样，是必须赶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进行的，否则就是违反自然的规律，这也是我们的祖先几千年来总结的一些规律，如果违背这个规律的话就是没有收成的。

 

主持人：刚才你的影片里播放他采访那个人，你问他有没有苦恼，他说没有。他的幸福指数其实比城市里的人要高，而且农村人抗危机的能力比城市人要强。温铁军讲过一句话，SARS的时候，北京的米商全部撤了，在北京买不到米了，这个危机虽然是很短暂的，但是在城市里，只要一个链条断了，很快就会陷入更严重的危机，但是农村里只要把村路切断，外面的传染源进不来，农村可以自给自足，所以危机是冲击不到他的，所以农村抗危机的能力是很强的。这个话题要展开的话需要很多的时间，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议题。我们现在把时间开放给大家提问。

 

马可：大家有什么问题?

 

提问：欧宁先生跟马可女士下午好，我刚才看了那个短片，我一点都不震惊，我觉得他们穿的衣服和他们的生活很正常，因为我就是来自农村的。以前毛泽东那个时代带领那代人以农村包围了城市，建立了新中国，现在的一些人不论是出于道德的考虑还是其他的考虑，现在是城市包围了农村，城市的医疗器械的垃圾，以及土地等等，都开始以城市包围农村，怎么样去看待现在这种情况?现在怎么样看待城市包围农村?你关注了它，它肯定就会受到一定的破坏。

马可：我先简短地回答一下。帮助农村肯定不是站在城市的角度去帮助，肯定不能是用城市包围农村。而且城市的商业性的东西对农村的冲击已经带来了很大的社会问题，包括在前面的演讲中提到的，农村里只有老人和小孩，中青年已经全部离家到外面打工了，一个村子里基本上见不到几个年轻人。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在农村自身的基础上，跟他们当地的气候条件和自然条件结合起来，帮助他们能够找到一种可以创造更好生活的方法。

 

提问：两位老师好，学习设计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请两位解读一下设计切忌自娱自乐。

马可：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做设计一定要自娱自乐，如果你自己都不喜欢自己做的东西，你给别人看，那不是骗人吗。

关于设计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你自己的方法。

 

提问：我不太明白。

马可：一百个人有一百种方法，我有我的方法，你有你的方法。

 

提问：你的方法是什么?

马可：我的方法不能成为你的方法，所有跟创造有关的东西就是自己的方法，没有人可以教你，只有自己去摸索。我觉得你可以从其他的前辈，或者是在这个领域比较有成就的人中获得思想上的启发，学习他们思考的一种方式和角度，但是做设计的方法只能是你自己去摸索，这一点是没有人可以教的。

 

主持人：这里有一个纸条提问，想请又一山人、欧宁、马可三位回答同一个问题“下一个你是谁”?

马可：我不太明白，什么叫下一个你呢?

 

提问：因为今天的主题是“What's Next”(下一个)。我想在座的是我们的第一个，台下的会是下一个，在台下再生下来的又是下一个，我们人生都有明天，或者下一个我是谁。刚才马可的回答是“做我自己”，那现在的你是不是一直要做的自己，还是我要改变自己，要成就下一个我?请三位老师解答。

马可：我已经好多年没考虑过自己是谁了，或者这样说，自从开始做“无用”以后，我一直在学习没有自己的状态，因为在这之前我可以说有自己的存在。我们要认识自己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抛弃自己。首先一定要很深入地了解自己是谁，自己要什么，自己到底来这个世界要做什么，但是一旦你找到这个答案以后，接下来就是要放下这个自己，忘掉这个自己，然后专心做你自己的事情。

 

提问：我终于明白了，马可老师的下一个我就是“无我”。

 

主持人：下一个我会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我，因为我已经决定在安徽黄山市一个山村买一个清代的房子，我要在那里定居，然后在农村发展一些项目。这个项目会邀请很多设计师、艺术家、作家、电影导演、音乐人、建筑师，去研究农村的乡土建筑，传统的木工、造纸工艺、戏曲遗产，然后做很多出版、展览的活动，在8月份我们就会有这样一个活动。这可能会成为我从今年之后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而且是长期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又一山人：我跟马可认识了十年，从工作伙伴到好朋友，刚才她说的几个关键词，我只能回答几个字，今天的中心点，关于这个展览的，我没有想过我，这只是引发点，昨天我们说的是找一个借口、一个机会跟大家对话。除了赚钱之外，我没有想过我是谁，很简单，在座三个人，我是年纪最大的，我今年已经50岁了，五十而知天命，我会沟通、创造，继续做传道者。

 

提问：感谢你，马可，把民族的东西放在世界的舞台上，你对中国百姓的关注也是设计灵感的来源，一直很喜欢例外，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例外的定价是那么让我有距离，好贵。希望喜爱他的人们能用得起他。

马可：其实你这也不算是问题，让我来回答，如果你真的觉得它好贵的话，就放下它，不要买。这是很实在的一个回答。我可以给你讲一个小故事，在前两年我有一个女性的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因为她听我说我已经差不多四五年没有逛过时装店，或者是买过任何东西。她就很惊讶，她问我：马可，为什么我一到国外或者是国内比较大的名牌店，我总是能够被它们里面的东西吸引，我觉得很多珠宝很漂亮，很多衣服很美丽，我非常想拥有它们。她问过我个问题，我说：我不去逛是因为它们不吸引我。我们怎么样看待服装、首饰这些东西呢?我更愿意跟你探讨的是为什么它会很吸引你，为什么它会很重要，还有没有更重要的东西。

 

提问：我觉得例外给我的感觉是一种生活态度，它就是抛弃很多附加的东西，所以它非常吸引我，但是我觉得它的市场定位很高，对我们平常人来说，我觉得是很有距离感的。我想探讨的是你的这种市场定价跟你宣扬的东西有点对不上，可能是你希望民族品牌要在世界上找到自信的一面，有没有这种含义在里面?

又一山人：我代为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服装品牌的老板坐在后面，我是这个品牌的艺术总监。我关注到你的问题，如何普及品牌的观念，跟大家互动，这是我们关心的，也会做一个分支的线，去到更年轻的人，在大家的购买能力范围内，我们也是在关注这个问题。这好像是辩护，但是这个是涉及品牌市场很多的因素，你问的问题很好，这是大家借着例外这一点，创作市场经济的价值在哪里定位，以及如何发展。

 

提问：请问马可，你觉得生命无常，是否赞成及时行乐?你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帮助他们建立那些传统文化的自信心?

马可：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我的想法是，我们活在世界上总会有一些事情是你做人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和一些不可以违背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跟生命的长短是没有关系的，完全属于个人自己设定的一种标尺，就像我们说到其实社会对我们有所约束的，在西方社会可能更多的是法律，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更多的是道德。除了法律和道德以外，我相信每个人还仍然有很多自己的原则，就是什么是不可以违背的。生命的长短跟你的原则是什么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对我来讲，每个生命都必然有一种自己的生活的信念和信仰，在我个人的生活里，我觉得这些东西是不以任何条件为转移的，所以我会一直坚持这些东西。当然，及时行乐也是一种选择，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要看会不会乐极生悲。因为现在有很多及时行乐的方式和方法，但是如果你在及时行乐以后你发现你的内心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幸福和快乐，或者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空虚感，那么这种感受其实已经在告诉你，及时行乐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快乐。

 

第二个问题是“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帮助他们建立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对传统文化本身我就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这也是我大学读时装设计，并且工作跟时装领域密切相关，但是最后我彻底的走出了这个圈子，因为我在了解时尚的过程中，并没有对我产生有吸引力的东西，反而是对西方的时尚了解了以后，我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的兴趣变得更大、更深，民族性其实是融在每个人的血液里的，我发现在做创作的时候，其实不需要刻意地想体现出自己是东方、我是中国人这种背景，你只要追随自己的内心，很真实地表达的话，出来的东西一定是东方的，一定是中国的，因为这就是我们的根。

提问：马可，您好!我想问一个问题，您这个作品是把农民的衣服直接拿来展览，刚才你也提到了，他们的衣服经过岁月不断地补丁，累计了他们的情感在里面。但是你把他们的衣服拿过来展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能不在意这些衣服，但是你是清楚这一点的，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把他们的一些东西拿走了?您会不会在这个过程中有罪恶感?

马可：谢谢你的问题，的确是拿来了，大家都看到了，“罪证”非常明显，而且还不止这么多，在我的工作室里还有其他很多东西。可以跟大家说一句心里话，当他们把这些衣服从他们自己身上脱下来交给我的那一刻，我心里是很难过的，虽然拿到这个衣服，表面上是达到了我的目的，可以用来做展览，但是我心里知道，这已经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这是我替他们感到不舍，这不是什么罪恶感。对我自己来讲，如果换作是我的话，一件陪伴我多年的衣服，我是不舍得丢的，或者是越穿得久的衣服越舍不得丢，反而是新衣服并不会觉得那么可惜。但是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心里面一直有一股力量在支持我，当我们取走了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还需要给予他们什么。我发现如果我可以通过从18位农民的手里拿到这些衣服和用品，我们可以激起在座的各位，今天来的至少有两三百人，有这么多人对农村理解，对农村关注，对他们的命运发自内心的帮助，甚至是对他们所从事的农民的职业有一种尊重的话，我觉得这种失去是值得的。而且我也相信这个展览最后的观众也不仅在座的这么多人，一个多月的时间，还会有很多的人过来。所以相比这种失去，我有一种很大的自信，我们所有的观众一定会回馈他们更多，比我拿回来的东西更多。

 

提问：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广州的，我刚才憋了很久，一直想问，但是不敢问，刚才那位女士提到了例外定价这么高的问题，我就很想把我的疑虑说出来，仅代表我个人的想法。在此之前可能很多老师我都不认识，我对你们不了解，但是我很想了解多一点，就像我今天会来看展览，来听你们的讲座，我也收获很多。我在看你们的作品时，我也想试着更多地理解它，当然通过沟通之后我会知道很多，包括你做例外，做传统文化的服装背后的一些故事很感人，刚才我自己都热泪盈眶了。你们在不断提倡设计、创作、追求本原、真实、跟生活相关相切，但是你们为什么很多作品、展览，都只是小部分人了解，可能就是学这个专业的，或者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对你们有更多的了解。就像你刚才也提到，可能这个展览一个多月的时间，还会有别的人来看，但是我感觉可能会有，但是普通人会很少。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你们有没有想过用什么方法让你们的作品、你们这种比较有思想高度的呈现出来的创作的过程，能让更多的大众理解、消费，让他去挖掘背后的故事，真正提高大家的审美情趣，而不只是自己人在玩。包括欧宁老师说，下一个你是去自己买的清代的房子里跟很多艺术家、电影人交流，那还是你们这个圈子的人在玩，有没有想过用什么方法去推广，让更多的人去理解它?

 

主持人：你误解我的意思了，我要做的事情不是我们还像原来那样去农村，我刚才说了，我们要去农村做任何事情，那个主体都是农民，我们去到农村，不是我们帮他们，是他们帮我们，因为农村社会很多东西都对今天的城市化思路提供很好的解决方案，我们是去学习的。我们到那里互为主体性，我们可以发挥我们的主体性，农民可以发挥农民的主体性。要说接触大众，我们接触到的是中国最底层的大众，还不是城市里的大众，还不是消费层面的东西。可能马可有她的回答，我每次做展览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花几千万一个展览，有多少普通人可以看?完了之后这些东西又全拆了，又没有收藏制度，这是违背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但是这个社会喜欢这个东西，各个政府都要做展览，怎么办呢?只好是我们去努力解决这些问题，让这个展览有亲和力，可以达到普通的观众，让我们的想法可以通达到普通人那里，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其实精英化的倾向十分严重，我不敢说其他人，本人一直是在努力避免这样的问题。

 

马可：我补充一下，我觉得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有一个限度的，我们能接受这个限度的存在吗?一个人的影响力是有限度的，一次展览的影响力也是有限度的，我们每个人也是有自己的极限的，好比说你连着24小时不睡觉，或者36小时不睡觉，但是每个人还是有极限。我觉得关键不是在一次行为里达到所有的目的，这就是为什么社会是由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所组成的。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启发，我们去做一件事情，不是关注它能不能影响到全部的人，而是哪怕只有一两个人，但是如果真的在那内心得到了很深刻的启发，而且最重要的是在他以后的行为里有所体现。因为我把这两条的距离看得很大，就是知跟行的距离，如果我们仅仅是知道，就像我们今天这么多位看了参展者的作品，回去以后你们再继续你们的生活，跟你们来之前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我可以说这个展览就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但是如果你们肯做出一点点的改变，做出一点点不同的事情，哪怕是少买一双真皮的靴子，我觉得这都是一种改变这是第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是你刚才说到的，在座各位不是普通人，我们是一个圈子里的，你问怎么样影响到大众。但是在我看来，我们都是大众，我从来都觉得我们就是普通人，我们跟别人没有什么两样，我们跟那些农民没有本质的区别，在我看来，无论是这次参展的艺术家，还是我的作品里的那些农民，还是过来听这个论坛的所有听众，我觉得我们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影响到这么多的人，通过32个人的努力，可以给几百个人，甚至上千人带来内心的触动，何乐而不为呢?不要嫌它小，最重要的是如何把它持续地做下去，一次又一次的发出声音。

 

又一山人：我补充一点，马可说得很对，每个人的岗位影响的方法、对话的平台有不同的呈现。除了马可说的在高层上、态度上的影响和转变，在这31个单位、60个项目之中，有一个落地的个案，林伟雄是在社区产生互动的事情，在音乐上有一个作曲、编曲，如何克服没有人想的问题，而可以通过新的发明，落实音乐人将来的发展。我很明白你刚才说的对象是高层次的对话，我想过这个问题，我透过两个产品讲佛的道理，叫当下。很多创作人有自己的方法，跟大家对话，面对大家，而不只是一个高层次的说法。

主持人：因为接下来还有一个圆桌讨论，我们这个环节就到这里，下面休息10分钟，10分钟之后进行圆桌讨论。

 

主持人：下面进入圆桌讨论环节。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台上的各位嘉宾。首先是陈育强先生，他是艺术教育的专家;王序先生，著名设计师。韩家英先生，著名设计师;刘小康先生，著名设计师;李永铨先生，著名设计师;又一山人，今天的主角;李德庚，设计理论家。还有卢冠廷先生，他是我的偶像，我非常喜欢他的歌。

今天是漫谈，大家可以围绕今天的展览，还有上午和下午讨论的一些议题，展开讨论，大家分享一下，观众也可以跟我们提问。从卢先生开始，你分享一下今天展览的看法，或者说跟又一山人合作的关系，或者说对今天议题的想法。

 

卢冠廷：听完许多学者出来讲了之后，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全部都是他们的岗位，，并且跟这个社会是有关的。不管你是什么岗位，都跟这九社会民生有关。幸亏，我自己也是有这个倾向的。我的梦想是做一个环保人士，去各个学校告诉各位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另外有一个是我想做的，做什么呢?因为香港有很多小孩开始吸毒，这个问题在香港是无法解决的。我在想为什么这些小孩不可以开心的长大?我想不到有什么办法去做，但是我想有一群有这些想法的人来解决这个问题。今天这么多人说了，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又一山人：我想我说得太多了，不如一会儿等化的时候我再补充。

李永铨：恭喜又一山人，我想问一下，有多少人懂香港话?我跟又一山人的关系有多年，我是认识他最久的人。我从上学的第一天就已经在他的隔壁。

 

又一山人：上面嘉宾的名字先后次序是跟我相识的年份，或者是我接触的年份，所以他排在很前的。

李永铨：当然我的年纪没有他大，又一山人是我挺讨厌的人，你不要去他的家，我们一起毕业，他放的东西很有规律，很久之后，我才发现，做设计有规律是很难的，当你有规律的时候，这是一些人成功的标准。我后面这个骷髅头为什么送给他呢?是我发现，50岁是一个关口，很多人50岁之后变得很奇怪，变得很保守，做设计、音乐、导演如此，从政的人也如此，50岁以后越来越保守，只愿保存过往的成功，不敢再超前，就算是国家，在50年之后都会变得更加保守。这句话不是我讲的，是温总理讲的。如果我们不开放，可能也是死路一条。我把这个骷髅送给他，因为我相信他绝对是一个开放的人，绝对不是保守的人。如果我们再不超前，或者原地踏步，或者是越来越闭塞、越来越保守，我们看不到我们的将来。

 

又一山人：昨天来的朋友，昨天看不到正式的标题，或者解释的文字，今天陆陆续续加上去了，但是他的作品的解释今天又被这个板盖住了。有一句话我怎么回应他?他的作品，我有10万个不他跟我很像，两个字形容是“敢言”。我想敢言，对大家，对社会都是一份责任。

 

刘小康：我认识又一山人很多年了。我们的对话很有趣，我们很少这么认真的说一个多小时，在这个时间里我们讲什么呢?在一个多小时的对话里，我们讲很多不同位置、不同身份的问题，因为他跟我做很多不同的事情，他可能做很多类型不一样的作品，我可能在不同的位置里面做不同的工作，所以这种对话是很有趣的。从不同的位置和身份有不同的对话。又一山人用三年的时间把一些朋友的想法跟他的想法做了一个动画，我想是整个展览里面作品这部分是很好的关系，将来他如果能够陆陆续续把它发表的话，我觉得对大家都是比较有意义的。今天早上一直到现在，讨论了很多跟设计有关系的问题，观念的问题是很重要的，今天早上我有一点累，李老师讲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睡着了。他讲到身份的问题，这是很重要的，也是一个价值的问题。我自己做了几十年之后，发现自己30多年的过程中，其实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追求。我在第一个十年的时候，在自己的能力提升上的追求是很强的，因为头十年我很清楚自己能做到什么地步。第二个十年会在商业的范畴里看，这个设计专业要做成什么样。最近这十年我看我们的设计跟这个社会的关系在哪里。特别是现在讲创意产业和创意经济，这个社会对设计师的要求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我们的责任是更加大的，我们设计师现在能够做到的，可以做到的，愿意做的，跟几十年前只是做一个很美丽的标志很不一样。现在有些年轻人在问，怎么学设计。其实不是怎么学设计的问题，是在设计的过程中，你愿意做什么事情比较重要。当你发现你可以做什么事情，你愿意去做，你希望去做，希望对这个社会承担一部分责任的时候，你自己就进步了。如果你没发现这条路的时候，你一直在做不同的事情，你都是很迷失的，过了十多年之后，你还是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所以你们不是怎么学设计的问题，而是要关怀设计以外的东西。找一些东西让你觉得可以改善，可以关怀，投入自己的设计能力，去帮助他们。这是你们这一代设计师要关注的，在中国来说，这是特别重要的。有些朋友说，你们都是自己人跟自己人讲，展示给自己人看，不是的，新一代设计师的责任是非常大的，你们不只是一个设计师，你们是跟社会有很紧密关系的，我们应该用创新的能力去做改变，首先是要改变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一种看法。

 

韩家英：又一山人邀请我参加这个展览，好长时间没有参与过让设计师自己发挥创作的事情，中国的设计师大部分是在跟着社会的浪潮在往前走，所以我觉得今天在座的设计师，或者刚才我听到他们讨论的一些问题，有一个我认为目前在中国最尖锐的问题，中国的设计，我们觉得好的设计，值得让我们激动，看着比较喜欢的东西，怎么样能够在社会中产生更大的影响?能够让更多的公众对美有好的教化。在今天中国这么高速发展的时候，精英应该在这方面要有一定的作为，而不是躲在一个小圈子里做一个自娱自乐的东西，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每天就在纠结这两个问题，我们在追逐这个浪潮，在这里忙着，同时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又是被别人认可的，而这个认可不是仅仅在某一个范围内的认可，而是从身份的角度完整的认可，我觉得这一点是中国设计师面临的比较大的困惑和问题。而且我觉得是真正和社会有关系的一件事。当然，我今天先说出来，一会儿可以讨论一下。

 

王序：刚才你说了一句话，50岁以后就很保守了，我已经很老了，马上到56了，是不是真的保守呢?这个展览又一山人筹备了三年，一个展览筹备三年确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我认为在中国要看到类似这样的展览，确实是很不容易的。昨天陈幼坚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很喜欢又一山人的胸怀，是以他30年的工作命名的展览，同时又请他熟悉的30个人参与，这在中国是非常少的。中国的平面设计已经30年了，而且在今天完全有这个可能，在专业方面建立各种能够以专业作为展览的展场，但是目前在中国我还是没有见过。以日本为例，东京就有好几个，我们这个专业每年大概有十几个定期的展览，为什么中国没有呢?东京这个展览是大日本印刷资助的艺廊。中国的大印刷厂或者大的传媒机构也有这个能力，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没有见到这种展览，所以关于这一点，我个人还是觉得非常郁闷的。

 

陈育强：各位好，我想我自己比较特别，因为我不是一个设计师，我是从事艺术教育和艺术创作的，我跟又一山人认识的场合就是我跟他到威尼斯双年展合作，所以跟他比较熟。我常常觉得又一山人是一个很“可怕”的朋友，特别对我来说，因为一个朋友可以用1/3的时间就可以在香港的艺术界攀到很高的位置，我用了我所有的时间才只攀到这么高而已。我常常跟他说，他可能是我在香港预见的朋友里最努力的，是身体力行的一个艺术家。我看见一些很忙的设计师，但是我看他忙的原因不是找更多的工作，反而是做一些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就树立了一个典范，真正要实现自己的理想，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还有他达到的高度，告诉我，同样用24小时的时候，完成的东西是很不同的。我跟他认识，好的地方是由于有他作为榜样，让我不敢太懒惰。不好的地方就是常常好好有人在我面前闪来闪去，告诉我“你要工作”。

 

我觉得今天这个展览是一个范例，有接近一半的展品，如果用面积来计的话，他的展品是最多的，还有一些新的作品，还有很多兼顾幕后的工作，所以他简直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对我这个爱睡觉的人来说是很大的冲击。

 

从今天早上到现在为止，我一直没有离开过我的座位，全部的演讲我都听，有一些观点对我来说不算很新，但是各位讲者的投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现在的设计师可能是特意的安排，又一山人在选择他们出来讲的时候，之前做了很多的功课，所以今天的讲座很成功，并且讲的东西都是很有启发性的。我感受到大家从不同的岗位谈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都好像循着某一种方向来谈，这种方向就是对社会的关心。其实在艺术界里面，过去十年里，很多的方向都是在探讨艺术家怎么样从自己的工作室里跑到社会里，跟这个社会有所接触。比如说很流行的关系美学、介入美学等等名词，都在谈论艺术家要把自己的作品放到一个很安全的地方来展览，还是艺术家应该面对一个社会的挑战，跑到社会里面跟其他人发生某一种关系，除了把艺术带到社会，同时也让社会的人教育艺术家本身。这样的看法就使我得出一种想法，其实我们的社会已经变成了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意思就是作为社会的公民，你是其中的一份子，这个社会你是有份的，就是说你有份去改善，或者从个人的角度提供一些贡献。这个贡献跟以前那种理想化的模式转化成民众不是在追随某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而是每一个人贡献一种生活方式出来，让将来我们的社会有一个跟市民比较密切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要谈将来的社会是什么?谈到What's Next的时候，我们在变动，这个变动的东西是由每个岗位的人，包括设计师、艺术家，或者是从事其他行业的人共同创造的，所以将来是共同创造的模式。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深刻的东西可能是道德的问题，每个人在想东西的时候，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到最大的角度去谈，而是每个人要从其他人的角度来设想我们的将来。这是我从今天的会议中学到的一些东西。

 

刘小康：我想补充一点，我们刚才讲到社会责任，关怀中国农民，这都是很好的东西，但是我想说一点，我不是反对设计师设计作品的，因为设计师在社会的功能是推动很多其他的事情发生。但是有两个名词我很讨厌，第一是推广，第二是时尚。我们应该是建立价值的工作，我们现在的工作不止是把工作推出去、卖出去，我们的工作也不是让大家觉得只是好看，我们要找出这些东西原本的价值，把它发挥出来。很多人不懂这些，他们在这个社会里能发挥什么价值。所以我们设计师应该从这个方面考虑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刚才大家有讲到关于美的问题，我常常在一些演讲中都会讲一个题目，设计现在不是美不美的问题，而是对不对的问题。

 

又一山人：美的观念很重要，世界上有红色、黄色、蓝色的美，还有性情上、思维上、本位上、涵养上的美。真善美的美是很多21世纪的大城市的人不重视的一部分，这个美可以衍生出很多价值观，这里的美很重要。上十几二三十年代的学者认为美可以救一个国家，我同意这个说法。

 

李德庚：今天在座的都是我的长辈，很多是我看着他们的设计成长起来的，我在这里是最年轻的，可能比第二年轻的人还小不少。在座的几位给我的印象就是在谈设计的社会参与以及责任的问题，我想这里面还是有一个区别，似乎再在这里的人的年龄普遍会大一些，坐在底下的人普遍年龄会小一些，我相信不同年龄的人遇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在座的大部分的人，包括王序老师、韩家英老师，他们在大陆，其他几位在香港，他们在青年时期都完成了对社会比较好的贡献，但是在座的绝大部分人来讲，我们都在学习和成长的过程中，才刚刚开始在社会中工作，或者即将到社会上工作，可能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包括大家谈到的社会责任问题、伦理问题等等。我想这个东西可能不光是靠号召，或者是希望大家带着一种道德观开展自己的工作，我觉得很大程度上还是源于每一代人自身。如果一个体制性的改变能够对每个人，包括个人自身努力的思考，对于改变自身命运的思考和社会命运的思考，能够联系在一起就好。就像资本主义一个基本的原则，它让每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同时又为这个社会贡献了很多东西。我觉得我们在谈论问题的时候，有时候难免会限入一种困局，总把为公共的事情服务和与个人的奉献划等号。对于这一代人来说，大家需要成长，大家需要找到自己在生活、在社会中的位置，我觉得只有聪明地把自身命运的成长和社会服务联系在一起，才是很好的解决方式，我不太相信简单的道德感能够解决问题，我还是相信把解决个人命运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只有找到解决这种问题的智慧，才是最好的方式。

 

主持人：刚才卢先生的发言特别短，我非常有兴趣了解他这些年在环保方面的工作。

卢冠廷：现在我在不停地抓紧脑袋。我现在在做一个设计，幸亏又一山人愿意帮我设计，我弹了40年的吉他，做了一百多套的音乐，对和弦不明白，学和弦，你读完之后，你只可以控制小部分的和弦。我现在发明的是和弦再配。这是音乐学院的高级课程，给编曲家学完以后给作家，因为他作曲出来是和弦，再配一个新的和弦，因为可以千变万化的。一个作曲家作曲做出来，装修是谁呢?就是一个设计师做。这个作曲家不认识这个，除非他学设计。现在我这个发明不管你是专业的，还是初学音乐的，如果你想了解和弦，你可以百分之百的掌握和弦，完全可以立刻运用到，所以我希望又一山人不要太忙，快点帮我完成这个设计。

 

主持人：下面开放给观众提问，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台上的嘉宾，如果你要指定某位嘉宾回答的话，最好申明一下。

 

提问：可以聊一下字体设计方面的问题吗?就是字库方面的问题。

王序：张海山原来在我们公司工作过，他是做字体设计的，我经常提醒他，做字体要非常安静，但是我发现你好像是挺燥的。你燥了以后，你设计出来的字体会上火，没法用。在中国，据我所知设计字库字体的老一辈几乎死光了，非常可惜。新的一代很少有人做，张海山算是其中一个，湖南有一个叫李少波(谐音)的，还有几个字库的公司自己在培养，或者是自己公司的一些设计师在做字库字体，可以说非常的可怜。现在做平面设计的这些人就等你什么时候把新的字设计出来，目前来讲，我们可以跟日本做一个比较，因为我们用的都是汉字，日本有很多设计师勤勤恳恳的，可能做一辈子的字库字体设计，他们在过去有两个奖项对他们有极大的鼓励，现在有一个奖项也没有了，非常可惜，这个奖项一直鼓励做内文字、标题字、拉丁字母、日本的文字。目前日本也不太发达了，因为它们在字体这一块开始研究未来我们在屏幕上看的字体，多于我们在印刷、书本上的字体。只有在西方，他们仍然不断地在开发新的字体，因为在西方来说，它的字体有它的延续，它是有前辈有兴趣，有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学生后来又不断地变成老师。所以我觉得在日本也好，在中国大陆也好，或者是台湾也好，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这种老师，几乎很难见到，所以这是很难的事，所以张海山应该好好努力。

刘小康：我想这是两方面的追求，中国的字体在过去十多年来进步很多，日本的字体设计其实是很厉害的，因为英文字体从标题到内容都可以用，日本的字体设计其中有一部分只是用在内文，有一些是专门设计给报纸用的，因为它涉及到油墨到纸张的变化，有出来的视觉效果，跟精装书里的效果不一样，所以它是有区别的。当然这是需要有功力的人做。当然如果群众一直对这些不满意，这才是最大的动力。

又一山人：本来我不想回应你的问题，因为我不是字体设计师的专家。不过王序讲到“火”这个字的时候，我有几句话想说。如果你讲字体，大家可以看到三楼，那些作品的设计师其实也不是字体设计师，但是他对文字的热情，对汉字的热情，花十几年的时间来研究我们中国人的汉字、失传的文字，无限量的研究，每天早上起来练书法，一个半小时。他还用自己的审美眼光来做创作，以及商业创作。我相信做字体设计和其他的设计，将自己一个人的修炼、沉淀，要做得好，这是必然需要的一个关键，尤其是字体设计是一个漫长的工作，这就更加关键。

 

主持人：这两年我发现了一个叫应勇会(谐音)的字体设计师，他发明了一个剧增仿宋体，这是中国人非常喜欢的一种字体，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著名设计师准备做，但是也没有做，现在这个事在上海的这个年轻设计师这里做，他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解放前中国的出版物，解放后中国的出版物，还有一些明清的刻印的字体，他现在已经做了很多款的字体。我们帮他应用到我们的一些出版物上，同时也想把他的字体推广到iPAD上，这是我这些年看到的做字体做得比较好的一个设计师。

林伟雄：其实字体设计或许是很伟大的东西，其实我自己有一些感受想讲，其实这期间我发现，很多年轻设计师他们现在不愿意打工，因为他觉得公司没有理念，只是把他当做一个机器。我越来越多地发现这个事情，在内地，香港的设计师有一个倾向是回内地打工，其实有朋友告诉我，很多公司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可能是因为经济的原因，使一些公司要这样做。我不只是觉得对社会要负责任，对年轻人更要负责任。因为我们很小，我们没有能力请很多人，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年轻人练习一下，再出去工作?很多年轻人读完书，拿着简历去求职，这样是找不到工作的，因为他没有受到磨炼。我刚见完一个学生，没多久他了老师，完全没有锻炼。我我的锻炼是用我们的经验带学生，在短时间内做一个完整的计划。说到字体，今天的软件不应该局限在这么小的范围，我知道一些朋友是从很远的地方来，我发现中国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我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始终是人，不是机器的。如何提升这些层次，这是非常重要的。

 

提问：非常荣幸见到各位老师，我也很大胆地发表一下我自己的一些心得，他们一直在说的时候我就很有体会。在这里也要感谢韩老师，他再次提到我刚才的那个问题我很激动。我在这里分享一下我自己写下的一些东西，抛出问题，希望能跟大家探讨一下。我是这样写的，不知道对不对，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传达和推广一些东西。

如果说艺术家以及艺术作品是相对纯粹而且是可以展现给小众人看，甚至是为了满足自我熏陶的一种行为或者一个人群的话，那么设计师跟设计师的作品，是不是应该就算是真正意义上是跟大众沟通，或者说是都可以上升到为他人建立价值观、审美，甚至信仰的关键?都说没有信仰，可能不应该把这么宏大的目标或者是责任都压在精英群体上，正因为他们是精英群体，所以应该通过自己的位置发挥更大的作用，影响更多的人。这一切的冀望可能不仅仅是这样，但是因为传递和推动是需要更多人参与的，就像我这个不是学设计的人。

我也抛出一两个问题，希望有兴趣的老师可以分享、解答一下。现在很多人都说不再单纯的从美学角度判断这个设计做得好不好，而说你做的设计准不准确、对不对，那么这个判断对错的准则是什么?那么是不是这个判断的标准就是源于市场、源于客户，源于更底层的手中?如何让这么多理论家、市场人积累出来的，判断出来的，这个应该是大众能懂，或者是他们会喜欢的东西，基于这个方面做出来的东西，又怎么让这些人真正能接受到?就是你们做的东西，大众懂不懂?怎么让他们接受?这又回归到如何真正地提高大众的审美，把这样的展览，或者说你们做的作品让更多的人知道，哪怕他可能不是那么快懂，但是让更多人知道、了解，然后慢慢地一个人影响更多的人。

韩家英：在中国的设计师和香港的设计师成长的背景有一个比较根本的不一样，其实刚才谈到的字体问题这些比较具体的实际问题，其实在中国都是比较大的社会问题，就是分工不明确。中国到今天为止，在字体设计上都没有专业的机构和人员，因为大家都是山寨的，或者说直接拷过来就用了，再设计一个字体，还得花钱买，这是一个社会问题，通过设计师的能力是比较难解决的。而且即便是今天的中国的设计师，很多人很专心地做一个字体的设计的话，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大的落差，日本人这么多年已经把中国从秦汉到现在每个阶段的文字都研究得非常透彻，而且都转化成可以用的字库，包括篆书它都有。所以说中国人要重新再做一遍这个工作，我觉得就没必要了。其实大家都是汉字圈的，中国5000年的文明，两千多年的时间，中国人把文字工作都做完了，日本人接着做了几十年，做得挺好，中国今天把这个接力棒接过来，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再走一步，我觉得这是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设计师在今天也是这样的状态，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设计师都有一点跨界。我们受邀来到这里，就把很多新的东西拿出来了。但是西方、日本的设计师没有，都是把自己本职工作的作品拿来了，这是中国的设计师面临的困境。你在工作的地方，很难把自己内心的东西表达出来，如果有机会大家在一起聚的时候，才做这个东西。大家在那时候做海报的设计其实就是这种追求。当然，在十几年前刚刚开放，这样做还是可以的，但是到今天，我觉得应该思考中国的设计师身份问题。因为我最近这几年也在学校里教书，跟学生交流的比较多，我就发现有才华的设计师都不太认同设计师的身份，都愿意往艺术方面靠，反而变成做设计的人都是为了生存，很难有那种有理想的设计师投身在艺术方面。所以字库就直接从人家那里拷过来，台湾、香港都有字库，台湾的字体学日本学了很多年，中国现在没有能和人家抗衡的。必须有理想才能干成这个事，如果用商业规则来套的话，你就永远跟在后面走。这确实是中国的设计群体和社会的关系，我感觉应该是有更多的精英实实在在地参与，不是在那里骂这个社会，而是要有所改变。当然这样说显得有点空，但是实际上中国今天面临的就是这些事。

 

提问：针对刚才韩家英老师说的那些话，我想回应一下，如果你觉得中国大陆的字库不需要自己有本土化的东西吗?

韩家英：你要是真正做字库的话，一两个人肯定是不行的，需要有比较大的势力才能把它改变，这首先要把盗版的问题解决，真正有人买，才能有人愿意干这个事。

李德庚：韩老师的意思不是说这个理想是不对的，问题是所有的问题都需要有现实问题的合理性才能落地，他并不是说这个价值是不对的。

另外我回应一下刚才那位女士提的关于美的问题。在设计领域我们可能谈美谈得太多了，好像美成了设计最重要的价值，也成为最重要的入口，甚至我觉得比价值更值得警醒的是把美看成一个入口，似乎平面设计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就是给社会带来美，或者让更多的人来接受美，我觉得这是有偏颇的，我们中国让经常爱说的一个字并在一起—真善美。美是在最后的，第一个字是“真”，我不知道设计界究竟有多少人考虑过“真”这个字，或者把它作为指引我们工作的价值。当然今天有很多人谈了“善”，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善是非常重要的价值，并且它是很重要的入口。而最容易被我们忽视的是“真”，包括大家看现在科学的发展，其实很大程度是基于“真”这个字的含义之上，而设计也不光是带来美，我相信与“真”这个字是很有交集的，而这个字基本上没有被大家实践过，或者被大家谈起过，这是很遗憾的。

又一山人：真善美这个话题是专业老师的雕塑作品，他的人生之中不断强调的，有真善，才有美，这是共存的，不只是一个看法。现场右手边的作品，是天王级的摄影师的作品，在他心目中的美不是我们城市人潮流上的美，他从来都反对，或者说他不喜欢我们审美中的美，他的美是来自人和他关注的事情。他做任何创作都是保持这种观念的。

 

提问：我有一个问题，我感觉现在的艺术家比设计师的日子要好过很多，因为经常会听到某个艺术家的作品拍了几千万，相反设计师的日子就过得辛苦很多，被甲方刁难、不理解，设计师的力量就显得不是那么强大，地位也不是那么高，社会的认知度也不是那么强，大家对设计师也不太理解。现在确实对设计越来越重视了，但是我想设计师如果成为大众明星以后，对于提高设计师的价值和地位，以及引起关注，会不会有所帮助?或者说设计师本身也有这样的愿望?

又一山人：大家今天没有看到在场的Stefan Sagmeister，他是世界级的天王巨星，他也是谈理想，他不会因为设计很难过的日子而减少创作的理想。Stefan Sagmeister是以他作为设计师的身份为荣，并没有屈服于当下。

 

提问：我也跟他聊过，我说你是设计师，还是艺术家，还是学者，或者是心理学家?他说他就是一个设计师，他很自豪他的这种身份。我确实也在想，今天这个展览给我感觉虽然是设计师在唱主角，但是它更像一个现代艺术展。但是艺术从很多方面来说是无用的，设计必须是要有它的市场价值。所以我在想今天这个展览最大的价值在哪里。

又一山人：首先我不是很接受你提问的方法，我从来不分媒介，设计、艺术、建筑、音乐、服装。我认为不需要因为媒体和大家对话的出发点界定。今天用什么语言沟通是不重要的，只要我们可以沟通就可以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传达什么样的信息。以至于艺术家、设计师的作品的精神思想是什么。你怎么叫Stefan Sagmeister为艺术家?他做的是个人创作和理想，这要分为人服务还是为自己服务理想追求的计划，什么媒介是不重要的。如果你问我，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

李永铨：西方跟东方的教育理念完全不同，我有一个朋友在一个公司做了15年，不是在香港，也不是在内地，而是在日本，他只是公司里一个非常小的员工，他只是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每次谈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很骄傲地告诉你他在公司里就是做这个工作。中国人有点不同，我们追求的不是那个价值，我们追求的是名片里的位置。现在建筑是比较赚钱的，跟别人说“我是建筑师”的声音都更大。艺术也是比较赚钱的，艺术家的名片也显得很发光。设计师现在变成只是想赚钱的职业，我们已经忘记了为什么去学设计，已经丧失了那种天真的理念，很多东西都是变成了为钱。我没有说这种做法不对，只是我们需要特别留意，工作做得好的前提不是这个，而是这里面的中心。面对这个话题，我也听得太多。在中国如果再过几年，价值观的问题不改变，设计也会沦为一种赚钱的工具。建筑会是，艺术品也会是。我认为这是很大的危机。我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还是希望把我为什么走进这个陷阱的第一天保留的想法呈现出来，否则我的公司就只是一个赚钱的工具，我的员工只是一个劳动者，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刘小康：今天有很几个朋友谈了艺术家和设计师的问题，我自己有一种感受，我就讲我自己，我在20多岁的时候想做设计师的同时也做一个艺术家，所以我也参加很多艺术比赛、参加展览，也得了一些奖，在香港的设计师中，我得艺术奖是比较多的。但是后来我没有继续争取成为一个艺术家有两个原因，我觉得我做什么事情都是做一个创作，最后还是看作品，不是看你是艺术家还是设计师。你的作品能够成为一个文化才是成功的。一个艺术家一张画几千万，100年后有没有人看都不一定。但是另外一个感受比较新的事情，2003年我做了一个设计，做完以后我对这个设计有不一样的感受，因为过去我们跟客户都保持着比较好的关系，我发现原来每个月他们都做几十万个瓶子出来，我发现我的设计每个月都跟几十万的顾客分享，我的理念被他们知道了，这很好。当然他们每个瓶子都分一点钱给我就好。但是这就改变了我的想法，我很喜欢创作，我很开心我的东西能够跟很多人分享。这比我拿一些博物馆的奖更开心，虽然我拿了两次。我做了这个案子之后，我就觉得这个设计最后是要做影响力的，你用自己的方法跟他分享，每个设计师都可以有不一样的方法。你想想中国有多少明星艺术家，他能改变中国多少，他们卖艺术品能改变中国吗?你想想中国有多少设计师?每一个设计师做好一点，他能改变中国吗?大家想想这些问题。

陈育强：我想提出一些不一样的观点，我们现在常常在想，对于成功的界定有时候都是用资本主义的概念去谈的，理想越高级越好，赚的钱越多越好。我们刚才听马可谈的一种选择，她是提供了另外一种做法。我从事艺术创作也有一段时间，如果从艺术界来说，在香港是有人认识我的，但是一定比不上设计师，刚才有朋友问，为什么艺术家的地位比较高，我就比较奇怪，因为在其他的地方，艺术家都比较穷，因为他是为自己工作，不是为其他人工作，所以他赚不到钱，没有观众是活该的，因为他是为自己的。但是有一点我想提出来，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问它的价值时，它的价值如果对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好，这是很危险的，你做出来的东西如果是不好的话，或者你的客户鼓励无量的消费时，你影响了很多人，但是会有不好的影响。做出来的东西，你影响的只是几十人，其实有这样的个案，有的作家写的东西没有多少人看，问题是看的人是什么人，如果看的人是对将来的世界有影响的话，那他的作品就像种子一样慢慢的释放出去。

对于真的解读，我的看法，从另外的角度看不是科学上的真，而是性情上的真，是把人的本能、知觉放到比较高的位置，我感受到的东西，不论这个文化是否允许我说，或者我说出来之后有多大的影响，我还是要说出来。如果把艺术跟设计放到两端的时候，艺术可能是最个人的，但是它也是最自由的，因为你的观众不会很多，所以你有最大的自由。另外，因为设计要对比较多的人负责时，他反而有一个比较大的责任要去负担。其实对于文化来说，很多时候都是危险的，但是我要谈的是社会的推动，或者是有一种新的看法建立，有个人的态度的话，他就需要这种危险的种子放在这个社会里，等他有机会的时候，它就可以出来。在我看来，无论有多少人，在做的事情有多少，他的影响力有多大，如果你能够接受这种看法的时候，你还是可以选择，我不知道艺术家是不是最适合来做这个工作，但是我相信一个事情，大家真的要把自己看得重一点。当然这样看是有代价的，如果你要影响其他人，也是有方法的。你要影响其他人，你没有能够提出一种很重要的东西出来的时候，这个代价是很大的。所以我在谈这个东西的时候，从艺术的角度来看，我有兴趣把所谓无力的力量放到我们关注的议题上。

 

提问：各位老师你们好!我有一个关于竞赛的问题想问一下各位老师，我知道王序老师这几年担任过纽约ADC、东京TDC的评委。像美国的ADC、东京的TDC等等都成为他们国家的符号，我们香港也有亚洲设计大奖，亚洲最具影响力大奖，内地还有GDP，还有很多双年展。各位老师有没有想过在国内建立这样一个竞赛?而且我了解到，国外的这些竞赛已经在广告、交互和平面方面的概念渐渐地模糊了，而且各方面都渗透在里面。各位老师有没有想过在国内做这样的竞赛，然后成为我们行业的标杆呢?

又一山人：我相信这位朋友问错了问题，你说的比赛游戏、商业、说身份、说利益的所谓游戏，或者是优越感，和我们今天讲的话题完全没有关系，我不知道王序怎么回答你的问题。

王序：这也不算是什么问题，现在纽约、东京、香港都有了，我想内地迟早会有。

刘小康：我们都做过很多比赛的评委，这些比赛的背后都不一样，要看这个比赛背后推动的是什么观念。比如说去英国评BNAD，他们是最专业的。字体设计得不好的，他们会把人家排出去，所以常常是德国人获奖，因为德国人常常都把字体做得很好。他们有100多个评委一起评不同类别的，评两天，这是我见过评委最多的比赛，所以我们一组只有10个人左右，我们评100多个作品，所以每个作品都看得很细，也讨论得很深入。在专业中的专业，其实主要是看字体的，这是不一样的比赛，他们背后的目的是提升这个行业对整体的创作标准。比如说亚洲最具影响力设计奖，这是从另外一个观点去看，希望从现在的设计作品里找出一些在商业上，在社会上和教育上有贡献的一些奖。它可能不是最美的，可能有的作品在最后评委给他一个大奖，他是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法，可能还不完善，但是它是利用设计有一些改变了，我们以前给过一些奖，他们是去中国的山区，利用当地的材料做一些桥。光从设计来讲，它还有很多的缺点，但是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法，就是可以让很多人利用设计改变一些事情，所以我们给他们一些大奖。所以在中国要设立怎么样的奖呢?坦白说，首先是公平的奖，听来听去，大家对每一个中国颁的奖都觉得不公平，这个问题我不太明白，我想家英哥可以回答一下。

韩家英：这其实还是规则问题，中国人办事还是没有站在专业的立场来办事，我觉得这是特别要命的，大家都是投机取巧、忽悠，或者是为了达到某一种目的，所以做得很难。但是深圳的GDC还是用专业标准来评价的。

又一山人：突然间你说奖的问题，我想补充两句。我反而想知道你为什么会关心评价的问题，你有没有了解过为什么想得奖?

 

台下：不是想得奖，是想关心它的发展趋势。

 

又一山人：我告诉你一个我个人的心态，不代表在座的各位，我做过无数个评审，参加过无数的比赛，我得到的奖有多少个，我都数不清楚了，我有自己的目的，为什么参加比赛?为什么得奖?因为这在世俗的游戏里，这是认可你的能力的方式。创作是很难的，你拿了400多个奖，你一定很厉害，这是人之常情的。得奖是想换来下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是我理想的项目，这是我交换的条件。在座的年轻人都希望自己得奖，希望自己成名，希望有身份。但是成名以后，这到底是什么?我说了两天，最后是想问大家创作的目的、方向、价值和意义到底在哪里。

刘小康：我们年轻的时候打奖都打得很厉害，以前都觉得是自己进步的证明，我们赢了很多，其实我们也输了很多，输了以后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有一次带一个作品去比赛，结果输了，这就是评委不同的观点，同一个作品到另外一个比赛可能会得奖，这是我们的感受。我想谈一点中国比赛的问题，不是平面设计，而是产品设计。产品设计方面现在有一个问题，他们太过重视奖了，他们只是看你有没有获过奖，这是很大问题的。因为这些评价都是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评价的，他不理中国文化。所以有一次我跟一个产品设计师在伦敦有一个讨论，他觉得在中国做产品设计不知道做什么事情，他感到很迷失。很多产品设计师以为拿这些奖就是一个标准，我觉得不是，我对这些奖很了解，做这些奖的人我都很熟悉，但是我对他们的做法有些意见，因为他不是从我们本土的标准来评的，只是用西方的方法来看，你做这个事情跟我们做得差不多了，我就给你一个奖，这就没有意义了，我就很反对这种概念。所以如果平面设计要做奖的话，真正要做一个标杆性的奖，一定要从本土的价值层面去看。我觉得产品设计在这方面没有做好，我感到很可惜。

 

提问：各位老师好!我想问欧宁老师一个问题，刚刚您提到关于农村和城市的问题，就我所了解到或者接触到的很多农村的同龄人，他们很大一部分人很单纯地希望到城市里，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就失去了很多传统和本土性的东西，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或者说您认为这需要改变吗?

欧宁：这个问题会议结束之后我可以单独跟你谈，这跟今天的讨论主题不太一样。

 

提问：各位前辈你们好!我有一个事不太明白，深圳最近要做城市Logo，这个城市Logo是什么东西我感到比较模糊。我看了一些资料，国外有一些城市会有一些城市Logo，各位前辈在这方面比较有体会，我想听听这方面的意见。

又一山人：我尝试回答你的问题，我不是深圳人，我也是一个相当出色的设计师，我上一年和前年在香港的创意论坛上，尤其是对年轻人的论坛做了一个工作坊，这是一个很平实的商标，标志香港不代表只是标志视觉的。不只是对学生、年轻人交标志给我交功课，而是身为香港人，思考社群代表香港的题目。最后整个论坛结束以后，大部分香港的学生提出了一个感受，我终于明白我没有跟香港所有社区挂钩，这是他们的感受。这是我的目的，怎么样通过创作、通过工作坊，让每个人认识自己和认识社群。或者通过你刚才讲的事情，你有没有真正认识深圳，真正认识自己。怎么代表这个商标，这里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去经历这个过程，不只是赢得这个商标义赛。

刘小康：我们公司做过重庆的城市形象，这个城市往往是举办一个比赛，有一个得了奖，评出了一个标志，但是感觉有一个问题，请我们去谈，我们告诉他们我们的观点，也有几家其他的公司一起去讲。我们这个事情是怎么做的呢?全世界有很多城市做了很多标志，很多城市不知道为什么要做，首先一个城市的政府要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标志，有时候是自己旅游推广的，有时候是建立鲜明的地方标志，要吸引人才过来，也可能是吸引投资，可能每一个背后的目的不一样，重点不一样，首先要明白这个地方需要什么，政府希望推动什么，所以才做这个标志出来。在整个过程里，我们首先给政府部门做工作坊，然后跟当地大学的学生和老师做工作坊，找出代表重庆城市精神的东西。后来也把这个标志给市民投票，他们选出来的标志跟政府想要的不一样，政府想的是吸引旅游、投资方面的东西，但是其实对重庆市民来说，最重要的是找到他们的共识，他们是什么样性格的城市。最后选出来的是“人文重庆”，这是市民选出来的，当然市民选出来之后还是要领导拍板的。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不是标志漂亮不漂亮的问题，整个工作是找出目标，找出这个城市为什么需要一个标志的原因，这就说明他们下一步的工作应该做这个事情。市民希望他们有共同的价值观，有自己的特色，他们常常跟成都比较，所以他们选出来的完全不是成都人性格的标志，这是很明显的。所以深圳人要做这个事情，有的朋友都说过，这是有些模糊的，因为你们现在是“设计之都”，觉得什么东西都要设计，这是有点危险的。

又一山人：我补充一句，香港有一个标志是飞龙，这代表香港，去年又将飞龙的标志重新进行了修改。引起很大的舆论反响，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第一次的飞龙飞龙能不能代表香港，很多问题出现了。去年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很多市民认为应不应该花钱做?因为飞龙其实是好还是坏，爱情还要做第二次的飞龙，很多媒体跟创作人谈论这个问题，媒体也问我这个问题，我回答：飞龙漂不漂亮并不重要，它只是一个记号。究竟政府推动香港代表什么价值观，有没有通过传媒平台和700万香港人沟通过?没有。这个商标背后是什么，这才是关键，而不是在视觉上你喜不喜欢这个东西。

 

提问：各位老师好，我针对刚才有一位专家说很多人不愿意出来打工，那是比较低层的。我现在还是一个学生，很多学生毕业以后都是一两千块钱的工资，干的活又特别辛苦，在连自己都不能养活。我有一个暑假去工作过，我只拿了2000块钱，然后我就不去打工了，然后自己去外面跑单，你自己进工厂工作的收入都一样，但是你直接面对客户的时候，你就可以拿到很高的收入。这样就有一个好处和一个坏处，如果是刚出来的学生，进入大公司，你可以锻炼自己，而且可以从老师、前辈那里得到很多的经验，这是为以后铺路。但是在目前这种经济状况下，你为了生存，为了养活自己，这样出来做事就扰乱了市场，因为你作为个人去接单，你接的单肯定比公司接的价格要低。这样导致广告公司、印刷商、客户那里都透明了，这样就扰乱了市场的价格。但是个人为了自己的生活又要这样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且公司里给出的工资对一个毕业生来说是非常少的，而且很多加班的要求都是很无理的。

又一山人：在座的都是老板级的，或者都很有身份的人，我不妨以我个人的经历来回答你的问题，我理解你的困难，我用两个字回答你，那就是“选择”。我要选择到我的方向，我为什么要放下三分之一的赚钱时间?我太太没有说过一句话，我身边的所有朋友都觉得我很傻。我的朋友以为我赚了很多钱，不需要担心退休、养老的问题，现在讲理想、讲个人创作。坦白说，完全不是，今天的你和准备退休的我是完全一样的，我没有认真的赚钱，我认为，我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有选择，我放下三分之一的赚钱时间，这是我选择的，这对我来说是难以选择的，我也担心我不够钱退休，其实没有对和错，只要你坚持了就可以这就是你选择的。

 

提问：各位老师好!我有一个问题是关于互联网和传统的设计行业的，大家都知道短短的10年时间，互联网把我们的生活已经改变得天翻地覆，很多的传统行业都已经开始向互联网转移，我们也愿意花大量的时间在互联网上，这就导致了客户愿意花更多的资金在互联网上做这种推广和营销、宣传，我觉得这对我们传统的设计行业造成了一些冲击。因为我是做互联网设计的，所以我想问一下各位大师，传统的设计如何面对互联网的冲击?

刘小康：我没有觉得有什么冲击，这是很多事情发生的必然结果。坦白说现在全世界的设计师来中国做设计都做不完，这个空间是非常大的，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以这样的速度发展，也没有一个国家有这样的经济能力，从来没有一个国家需要设计师到这样的地步，创意变成国家非常重要的政策，所以你们这一辈的设计师是非常幸福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来做自己的事情，刚才那位朋友提问只是自己选择的问题，每个人学习的道路都可以不一样，要找到自己的路。以前我们进入一个公司，我的薪水都比同学低很多，但是我仍然做得很开心。

我很奇怪大家都觉得互联网会破坏我们的设计，其实是没有的，互联网也有很多的很好的设计。很多人做互联网的时候，只是用了一个技巧，没有内容，也没有风格，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提问：我的意思不是线上和线下设计师之间的竞争，而是互联网现在越来越多地侵蚀用户的生活，用户花更多的时间在互联网上，所以导致企业更愿意在网上做资金的投入，广告公司的业务可能会被他们侵占。

刘小康：广告公司和我们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我们跟广告公司不一样，你不要把我们当广告公司一样看。

 

提问：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想，在座的各位老师怎样看待权利的问题?设计师是否需要权利?或者说我们有什么权利?

刘小康：我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认识一些文化界的朋友，我们就对香港的现状有一些不满意，所以在没有人出来做的时候，我就出来推动这些工作，当然我出来做推动设计的工作，完完全全是一个教训。当我在设计公司里还是一个员工的时候，他们说：小康，你晚上不要加班这么多，你出去做另外的事情吧。他们就叫我出去教书，过了没几年，他们让我去设计师协会做一些事情，那时候我还是员工，不是他的拍档。他们很有使命感，影响我参与了这些工作。后来参与到这个工作中，认识了很多的朋友，学到了很多的东西，黄炳培都是我们在设计师协会里认识的，他那时候是委员。但是为什么迫使我做一些跟政府打交道的事情呢?要提升在制度上，设计师跟设计行业、设计专业应该发挥的功能，而不是有没有设计师都一样，我们要使香港整体进步。香港独立来看，香港的设计业只是跟服务业有挂钩的，我们跟香港的制造业完全没有挂钩，我们几个朋友一直在推动政府要做的事情主要是改善、提升制造业的竞争能力，不要使我们以前积累的社会经验、社会专业和能量完全消失，这是我们做出一个设计中心最主要的目标。后来设计中心做得比较好，政府很多任务都给我们，我们就变成要做比较多的事情，但是我们不是需要一种权力，我们是要让其他人都明白，设计能帮他们做什么，这中间需要很多的沟通，这个沟通有很多不同的层次。当然最有力量的就是和高层沟通，能够有制度上的改变，这是很好的。但是这个是短线的。因为香港政府要做的方法都是做一些推广的工作，他会给你很多资金去做，好像我们每年的设计影响周，每年的花费都很多。我们能做到这个地步，比起其他地区还是很不错的，但是我们还有希望利用我们能做到的层次，再跟政府争取更多的支持，希望他在教育方面多做一点事情。因为真正有竞争能力的还是从教育做起来的。为什么设计师要权力呢?不是设计师要多收一点钱，我希望我们这个行业能有话语权，是要真正发挥下一代能有的影响力。

又一山人：我想补充一下，我先想代替欧宁老师做一个全天的总结。很奇怪最后的问题是权利和权力的问题。我在序言里面，这是我知心的日本设计师原研哉不停在后面说的话“什么是设计”，什么是创作?为什么创作?如果把权利和权力分析，从创作中得到什么利益?这正好是我们活动完全相反的角度来看。你问这个问题，千万不要用这个角度处理创作的理念或者目的。

 

主持人：争论很激烈，我觉得用权力结束这个讨论很好，权利在乎你，你想不想要，如果你想要的话，你可以有一个自我争权的过程，弱势的人，我们希望他更多争权，太多权力的人，我们希望他适当放权，这个社会就和谐了。

上午有三位嘉宾演讲，林伟雄、黄国才、李德庚，前两位分别是从社会介入、设计的商业模式改变进行讨论的，李德庚从设计话语和设计理论生产的角度做了一个很精彩的、纯文字的演讲。下午Stefan Sagmeister介绍他最近的一些自我发展的项目，都是非委托的项目，我问了他一些问题，从90年代以来激进的平面设计浪潮消退以后，今天的平面设计的路在哪里?他还是比较乐观的，他深深以设计师的身份为荣，一点没有受到艺术品市场繁荣带来的负面影响，我觉得他的心态非常好。因为一个设计的专业需要坚守，不能因为社会的变动太大而有所转变，可能最近的艺术市场好了，大家就想转向艺术，这样的话就会使这个专业更加萎缩、颓败，最后甚至消亡。没有人敢说平面设计死了、印刷死了，或者当代艺术死了，或者文化死了，这都是很虚张声势的口号，实际上这个社会所有的文化都是多元共存的。就像今天下午跟马可讨论到的传统问题，不用为传统担心，传统的生命力很强大，它沉淀在民间。真的不用太忧虑传统，因为它有一个自我生长的能力。跟马可的讨论，我们把今天的讨论引到农村的议题上，当然李德庚上午的20个问题里也提到设计怎么样跟农村发生关系。到了圆桌讨论的时候，各位设计大师也谈了自己的观点，我感觉大家是有一种设计师身份的焦虑在里面，这是延续了上午的讨论，大家还是觉得似乎设计的社会地位比不过当代艺术等等。这种焦虑是现实的问题，但是就像我讲的，我觉得我们这个专业，或者是其他专业一定要有人守持，如果人人都跨界了，这个社会就会乱成一团，需要有人静下心来开挖深度的东西和进行深度的创新，这样才可能让这个专业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我简单地对今天的讨论做了以上的总结，又一山人还有一个致谢的环节。

又一山人：非常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论坛，现在已经到了6点15分，本来我们的论坛到4点就可以结束的，这也可以看出大家对创作的热情，大家对将来这么关心，有这么深入的对话。谢谢的出席这次湛蓝的讲者、设计师、艺术家，谢谢欧宁老师的主持，多谢OCT给我们这么好的平台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创作，和大家面对面的交谈，谢谢所有人，谢谢大家!

 

主持人：也特别感谢今天的速记员和现场的翻译，感谢其他的同时，最后我想大家把掌声留给自己，如果有收获的话，这个声音应该会很大。华·美术馆在将来也会有更多的讲座、论坛和其他形式的活动，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登录华·美术馆的网站，或者是留下大家的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