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22日，在距离“厦门达达”近二十年后。当年“八五”新潮美术运动中最为激进团体的核心人物黄永砅在中国的首次展览——《占卜者之屋：黄永砅回顾展》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开幕。

在现场的展览线路图中：黄永砅把自己在厦门达达期间的作品置放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他对于这个区域的描述是：“艺术作品对于艺术家就像鸦片对于人”。

2008年《占卜者之屋：黄永砅回顾展》的展览路线图片。

1986年，同样这句话曾出现在他们撰写的《焚烧声明》中，也曾用石灰粉赫然的书写在那片对“厦门达达现代艺术展”作品进行毁坏和焚烧的土地上。

整个展览现场，黄永砅1989年之后的作品包围着一块相对封闭的区域而展开，而这个区域可以说是他创作的思想库和最为激进的源头。在这个相对封闭的小空间之外，勾连出的是以黄永砅为核心人物的厦门达达与整个中国思想史和西方艺术史的渊源，我们可能需要经过一个比较漫长的迂回，才能看清这种复杂的关联。

一场未曾触及的对话

1913年，太虚大师在《佛学月刊上》发表名为《无神论》的文章。文中写道：“政治界之进化，由酋长而君主，由君主而共和，由共和而无治。宗教界之进化，由多神而一神，由一神而尚圣，由尚圣而无教。”

1916年2月8日，“达达”在苏黎世的“伏尔泰酒馆”降生。发起人之一的特里斯坦-查拉(Tristan Tzara)在他执笔的宣言中高喊到：“让每个人喊出去完成一桩伟大的破坏性和否定性的工作吧!去清扫!”[1]“达达”的主要成员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呼应着：“你们不能打碎的东西将打碎你们，成为你们的主子。打碎各种神圣的观念，所有那些促使你们热泪盈眶的东西，都要打碎!打碎!我无偿地奉送给你们这剂比所有麻醉药都更强有力的鸦片就是——打碎![2]

黄永砯，《占卜者之屋》, 1989-1992年

回望历史，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欧洲的达达几乎在同一时期发生，这两者之间，有何联系?

一样的激烈、反叛、喧嚣;一样的充斥着无政府主义与虚无主义的音符。他们未曾谋面，是一次未曾触及的对话(intangible dialogue)。然而，在厦门达达这里，半个多世纪后，我们似乎再次清晰的聆听到了那独特的音符。它指引着我们重回历史，将这曾经不及物的对话牵连到一起，编织出一种对于我们自身传统下的文化和艺术的全新的读解视角。

在对中国八十年代新潮美术的诸多文化判断中，始终存在着一种观点，宣称它是对西方现代艺术百年历史的重演。事实上，中国的现当代艺术，既拥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思想资源，也在整个人类的艺术文化思想中作出了颇多原创性的贡献，把中国当代艺术进程中最为激进的“厦门达达”团体放入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思想史脉络以及二十世纪以来的“反派”历史中加以考察正是我们值得尝试去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