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反建制”

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来说，反传统一直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典型论述如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中，根据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A.Shils)对韦伯(Max Weber)的“Charisma”理论的推进，所提出的“全盘反传统主义”(totalistic antitraditionalism)。在当时现实中，反传统中所反对的常常是作为“正统”而起作用的传统，是一种基于对现存建制的体察而发生的批判。例如在生活中束缚人的所谓“吃人”礼教，主要集中于反家庭礼教即“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其中反对的核心是父权制。

　不论历史纵向的反传统，历史截面的反正统、反封建、反社会、反儒家、反家庭、反父权、反伦理、反文化，无不是大写的“反建制”的不同面向。用较底层的建制概念来描述五四的反对对象，可能是最为准确的。

黄永砯，《通道》，1993/2005年。

建制与反建制

那么，什么是建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讨论文学时提到了一个“文学建制”(the institution of literature)的概念：“文学是一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讲述任何事情的建制”，[3]“它(文学)是一种趋向于淹没建制的建制”。[4]德里达此处所谈的“文学建制”实质上就是“思想建制”，是“一种文学与哲学之间相当新型的联系”[5]，是一种反建制的建制。

“建制”这一概念并不仅限于文学和思想领域，事实上完全可以将“建制”视为一个结构主义的概念，这才是德里达的名言“文本之外别无他物(Il n'y a pas de hors-texte)”[6]的真义。在这个意义上的“建制”(institution)显然超出并包括所谓的政治体制、社会机制等等，institution在语义上含有机构、制度、惯例、风俗等意思，这就容纳了相对应的反传统、反社会、反家庭、反伦理，而institution最抽象的含义是“创立、设立、制定”，这就指向了更为深层、更为本体的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各种具体的反传统、反正统、反社会、反家庭、反伦理等等，只是“反建制”于不同的方面的表现。

而“五四运动”在内容上可以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政治意外、一个副产品，按胡适的说法是“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7]。或者如李泽厚所认为，五四运动“救亡压倒了启蒙”，科学民主的主题让位于救亡爱国的主题。但是，通过对于德里达“文学建制”的思考告诉我们，这种强烈针对现实的抗争的发生，可能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文学是一种“趋向于淹没建制的建制”，那么文学中本身就必定蕴含着社会革命。这从理论上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一场从文学开始的运动最后会导向社会政治的运动。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表现出来的激进色彩也恰恰源自这种反建制的力量。

“反建制”的文化运动拥有充满批判性的、颠覆性的能量，在最激烈的情况下就出现了自我背反，终极下场就是走向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既是“反建制”之中最为激进的，也是最为本体和深刻的，它的起源其实早于通常所谓的新文化运动，而从它诞生的那刻起，它就一直存在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之中。

黄永砯，《八腿帽》，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