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国之后,“八五美术运动”正如火如荼。运动中的干将都是何多苓的朋友。“我非常关注这些运动,但是从没想去参与。我觉得他们对于政治的关注程度已经超越我的底线了。我从来都不会画那些东西。”何多苓说,“这就是为什么"八五新潮"产生在北京。北京的艺术家对政治更加敏感。”
喧闹之下的北京,画画的技巧不再重要,观念、实验和夺人眼球的行为艺术逐渐成为风潮。何多苓躲在四川,每天在画布上涂涂抹抹。“我看到了行为艺术、观念艺术的苗头。但我自己就从未想过在画布以外的任何地方作画。”他说。
作为朋友,那些住在北京、作品充满挑衅意味的艺术家们也尊重何多苓的选择。没有人硬拽着他参与运动,也没有人对他的离群表示奚落。“他们看得出,我不是走这条路的人。”何多苓说。
他仍在寻找合适自己的语言,安静的、诗意的、向内心穿刺的画面。后来,那场后来被记入历史的“八九美术大展”在枪声中结束。而那些乖戾的行为艺术成为了新的“反叛者”。
1989年夏天之后,作为经历了众多政治运动的艺术家,何多苓选择了暂时离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