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庆林在参观王林旭作品

我立志要当画家，并发誓：做不成画家就去当和尚。所以我最感恩的是那些支持、帮助、教育、批评过我的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成长，更没有我今天的成就。恢复高考后，我参加了高考，终于开始了正规的美术学习。但我很快就不满足于学校的教学内容了。在接受科班教育的同时，自己又四处求教拜师，一有时间就跑出去写生，还仿了很多名品。刘海粟、李可染的画我都临过很多，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印象派的作品。因为我很早就喜爱光线带给人的感受，对光的艺术感觉情有独钟，印象派画作的那种意向朦胧的艺术语言对我有着特殊的吸引力。

年轻时，我对中国水墨的痴迷来源于它的变化无穷和深邃丰富。我尝试在绘画中体会水墨画的禅道理念，享受在运用水、墨、笔、纸这些材料的绘画过程中创造的不同画境的感觉，注重心灵和自然的对话。如果说一个画家的艺术前进如同奔马，我就是一批野马，无缰无鞍，不拘一格，不怕摔打，不畏险途。

有的朋友惊讶于我从画竹子到“超像”艺术的跨越，实际上我在研习水墨画的同时已在进行超像艺术试验，二者至今已经并行了24年。在我的超像试验田里，有三个阶段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个阶段开始于1986年，当时我在山东省美术馆研学，在学习和体验林凤眠、赵无极、朱德群、刘国松、吴冠中等传统国画大师的艺术文脉的同时，我开始摸索新的水墨“超象”的范式，并思考中国传统美术如何和世界对话的课题，尽管那时我对世界艺术的了解还很缺乏。我的“超像”艺术试验由此起步了。

“超象”感念源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司空图在《诗品》中提出了“超以象外，得其寰中，离形得似” 的概念，开启了涉取之象外，略于形色的思维模式和艺术表现手法，即把人作为主体，展现人之自由意志及艺术精神觉醒的象外之象。更因为在“超象”中，我的想象力可以率意发挥，我的理想可以转化为视觉图象。

1990年到1992年，是我超像艺术的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当时我在日本东京艺术大学访问学者，利用这个的机会，我潜心学习领悟横山大观、平山郁夫、东山魁夷、加山又造等日本绘画大师的技法，琢磨日本的金银材料的审美功效，并开始尝试把东洋的绘画理念和技法再溶回中国传统水墨画的创作之中。

第三个阶段是1995年到2002年这段时期。1995年我应邀在纽约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参与自然与艺术的和平与发展事业，同时在美国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亚洲文化中心研学，并在那里获得了人文学博士和名誉教授。在此期间，我利用置身于世界现代艺术前沿国家的便利，在对毕加索﹑布拉克﹑蒙德里安﹑米罗﹑康定斯基﹑布朗库西﹑克利﹑马蒂斯等人的作品的研究中启发了灵感，受到了纽约现代大都市视觉艺术的影响，开始学习当代国际艺术大师在抽象艺术领域的表现主义手法，在这个过程中，我改革水墨画材料的思路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其后，我的超像艺术试验进入了成熟阶段。利用考察巴黎等欧洲文化城市的机会，我如饥似渴地汲取西方艺术的营养，探究莫奈、梵高等西方印象派巨匠的艺术理论和创作风格，使我了解了艺术的纯粹性及其本质特征，认识到要让艺术站在世界高度上就应使艺术合于其本质规律，即把色彩、笔触等独立形式、内涵与美感发挥到极致，融汇中西美术精华的“超像”艺术理论随之形成。

我的“超像”艺术的形成过程，是思考和试验的过程，也是和国外艺术家不断交流的过程。我在五十多个国家以及联合国总部、IGO国际组织举办过五十多次个人画展，考察世界文化艺术的足迹遍及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这种交流赋予了我比较开阔的艺术视野，使我能以开放的学习心态面对世界，用先进的文化思想把握潮流，为促进人类精神的和谐与交融而不断探索。我力求在《超象》中建立一种共同性的艺术语言，使之成为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人们的艺术共享空间。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歌《我和你》让我想到：人类文化的发展前景在于不同文化的对话交流，达到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文化交融。这也是超像艺术的思想基础。超像，绝不是掩盖一个，张扬另一个，而是在寻找一条共同认可的中间道路，从而超越文化差异，达到汇集不同文化精髓的世界性的艺术之美。

超像艺术，蕴涵着世界观的超越，在题材、色彩、感觉上超越日常具象，表现更宏大的人类理想；在材料上超越传统的选择，加入火山灰、矿物质、咖啡、花草、树木等自然材料，追求一种热爱、回归和保护大自然的创作情怀，从而达到一种崭新的，不存在国家间文化差异的艺术语言。

我的超像艺术的试验，旨在推动中国传统美术的创新和与世界的交流，而研究和创作的平台就是中央民族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民族文化宫和民族画院。东方文化是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地域性特色文化，中国文化又是东方文化的主干，作为主持研究院工作的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我特别重视在这个平台上研究东方文化并推动它的发展。中华文化是一个融合多民族文化的文化共存体。研究不同民族的文化，展现不同地域的地貌，表达不同民族的风情，这本身也是一个超像。在试验超像水墨的过程中。我的很多灵感和思考都来源于东方文化研究院、民族文化宫及民族画院这个平台为我提供的考察和研究我国各民族文化的有利条件。所以，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对指导、关怀和支持我进行艺术研究和创新的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宫表示真诚的谢意。

今天的这个超像艺术展，距离我的超像试验的起步已经过去了24年，但这个展览并不是我进行超像水墨试验的终点，而是我尝试一种艺术范式的工作发布会和阶段成果展示会。它展示的不是我王林旭个人奋斗的成果，而是我们国家对中华艺术发展的支持和引领的成果，是我们美术界的学者专家在艺术创新中共同探索、交流和奉献的结果。因此，各位专家对这次展示的评价，不仅对我本人，而且对中国水墨艺术的未来发展都弥足珍贵。

这次作品展以“超象”的非具象特点，展示了思维领域的无限性和创造活力的无止境性，这种“不以让人看懂了什么为主，而是让人感觉到设么”为主的作品让人耳目一新，不少人都觉得作品的涵义与境界与他们的情绪有着共鸣和心灵感受的一致性。“超象”艺术，是我近二十年来的研究课题，是为了使艺术摆脱三维空间物质性的束缚，向更广阔、更客观的精神层面提升与转换的探索与实践。“超象”，是中国古代哲学与古典艺术的重大命题，也是西方艺术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抽象艺术思潮所面对的命题，即“大音稀声、大象无形”、“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等具有前瞻性的思想，它们为人类未知世界的探索开启了心智，使绘画形式、语言直接表现人的心灵世界和情绪。

这是“依具象的方法把握对象”和“测不准原理”的科学原则在艺术上的应用，为了做到这一点，它要求画家应该在客观规律之外去审视世界，在逻辑关系上去把握世界，并将绘画材料——金、银、朱砂等，以及宣纸、泼绘等手段都情绪化，画面才能产生风云际会的惊心动魄场景，用以体现宇宙意识和心灵情绪的共鸣与波动。

“超象”作品，在于以泼彩、点漏的偶发性效果，经过画家主观介入，使之折射出时代精神和当代人的内心世界；我的“超象”作品，就是在无序的泼洒中建立世界图景的有序性，在复杂的斑斓的色彩运用中使之归于单纯和浑然，力求在有限的画面中创造无边无际的时空运行图景。作品不同于写实作品的重要之处是——它的不具象，乃至抽象的绘画语言，是以内心情绪为主题的，它不仅是文学性的叙述，更是通过视觉创造的智慧表达，让人感受到世界的本质性和不可穷尽性，易于被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众族人们所接受，使它成为沟通各国人民、各族人民的艺术样式，建立不分种族、不分文化、不分宗教信仰的审美共享空间。

“超象”系列作品，是在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为背景的当代文化语境中思考与探索的结果，是以中国哲学的眼光梳理当代世界性艺术潮流所做出的选择，它体现出人类精神的共同需求上渴望，以及对艺术规律和艺术本质的认知与理解。这是一种天地鸿蒙的景象，是人类的出发地，也是人类回归的家园，我们的生命和精神之根在这里得到滋养。重提“超象”与“超象”命题的研究，是文明在新历史阶段的一个转向，是从人文高度上重建人和大自然关系的新的努力，应该说，对“超象”命题的研究与诠释，说明艺术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更高、更深刻的层面。

因此，我认为，“超象”不同于西方抽象艺术，尽管在形式有外在的相似之处，但在本质上两者的区别在于——西方抽象艺术探讨的是世界的本源在哪里，它是物理性的；而中国的“超象”艺术则是给出一种宏观把握世界的方式，它更具精神意义。首先，“超象”是一切事物内在的形态和精神根源。其次，“超象”是精神世界的感觉性表现，同时它也是人类精神的家园。第三，“超象”提供了审美创造多种可能性和丰富性——原生态之美、直觉之美、整体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