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端廷也看到了王林旭作品抒情性背后的理智缰绳的控制，认为他的抒情绘画不像西方抽象表现主义那样肆无忌惮，狂放不羁，无节制的宣泄，而是冥冥之中有一种自然物象的根，有一种大地的厚重。

抽象艺术与中国传统的艺术思维方式之间的不同其实是思维模式的差异造成的。在讨论王林旭的“超象”艺术的艺术特性时，杨卫先生表示，抽象艺术是从西方的数学逻辑推理出来的，跟他们的理性认识有直接关系。西方的理性认识是通过镜像思维，即通过上帝来反观自己才慢慢建构起来的。这使得他们的数理逻辑非常发达，看任何事物都带有一种进化论思想，所以，落实到艺术创作，从“具象”到“印象”，最后到“抽象”，是一个逻辑推演的必然过程。而王林旭的“超象”是从中国的传统认识抽取出来的。它依据的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后者从最初的起源就不是以理性来认识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五行”这个概念决定了中国人的认识观，中国古代的各种认识体系，包括政治体系，从汉代开始，是参照“五行”设置起来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超象”呢？其实就是超越“五行”。也就是说，艺术是超越政治的，是跟更高的天或宇宙进行一种对话。这就是中国“超象”艺术的逻辑起点。所以杨卫认为王林旭先生提出的这个概念非常重要，他对这个概念很感兴趣，它提示出包括他在内许多人研究抽象艺术时摆脱目前的思想困境一种思路。杨卫表示赞同岛子的意见，应该把“超象”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中国当代艺术，面对西方强势话语的时候，是不是可以从我们自身内部找到一个文化突破口？显然，林旭先生的这种理论给了我们一个启发。王林旭的艺术实践和文化自觉，恰恰暗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基本认识。

邓平祥先生同样认为不从“超象”入手，解读王林旭的艺术肯定有问题，而要从学理上说，他认为“超象”还是可以归于中国传统美学的“意象”理论，或者接近中国的“意象”理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意象”是不注重构成的，而王林旭的艺术又恰恰比较注重构成，这一点是他的艺术的一个特征。同时，正因为他重视构成，又使他的艺术具有了某种现代性和当代性。邓平祥分析王林旭艺术的另外一个特征是以材料的刚性来弥补中国传统艺术的柔性。就是说，王林旭的艺术还是以水墨为主体的。从表现上说，他的创作是以水墨的技法和材料为主体的一种综合材料的表达。他看重水墨柔性的特性，因为水墨的柔性跟中国文化最接近，体现出以柔克刚。但是如果视这种柔性为唯一的根本，甚至于还神化这个柔性的力量，那就根本不能超越水墨传统本身。非常值得关注的是，王林旭恰恰是以材料的刚性来弥补中国文化柔性的不足，具有精神激情和雄浑力度。或者说，他的画面结构与一般中国传统文化拉开了距离，尽管他还是以中国水墨为本的一种拉开，但他的确超越了传统的中国文化艺术，趋向于现代和当代的艺术。

四  王林旭的艺术实践在中国所具有的社会政治意义和文化推动作用

王林旭先生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民族文化宫副主任，中国民族画院院长，国家有突出贡献的文化艺术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身兼数职，却利用所有业余时间长期探索和创作了大量“超象”艺术作品，2010年11月在北京画院刚刚举办了一次高规格的“超象”艺术展览，其影响范围远远超出美术界而至社会各界。为此，朱青生先生在讨论中专门阐述了王林旭的艺术实践在中国所具有的社会政治意义和文化推动作用。

朱青生认为在当代中国艺术领域，存在着三种艺术形态：一个是一百年前曾经被自觉超越和改造的古代传统，一个是因为要改造这个古代传统而从西方学习引进并逐渐学院化的写实主义新传统，一个是主张面对变化着的现实世界寻求艺术观念变革和创新的现当代艺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早中期，这三种艺术形态为了反对共同的目标即极左路线而度过了非常好的联合与合作的时期。但是在后来的发展中，前两种艺术形态在成为中国社会主流艺术观念的基本来源之后，却无法面对因为寻求变革而在国际上取得较大影响的现当代艺术。这两种主流新旧传统与一种寻求开拓进取的国际性视野的新艺术的冲突与矛盾，并没有随着国家越来越开放而减弱，某种程度上反而更加明显。

如何结束这种彼此对立的状态，这个时候关键性人物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王林旭就能够发挥这样的调和作用。朱青生认为，王林旭先生能够把自己在国际上一步一步获得的深切体会融入到自己作品中间，也就是说他能够把这个既非中国古代又非中国学院的当代艺术的方法带到中国文化的决策层。大多数不一定赞成当代艺术的人，在面对王林旭的作品的时候，他们不仅参与了关于作品的谈话，而且表示了对于作品意义的赞成。这可以说是一个艺术界的社会政治事件。就是说那些不赞成或者未必赞成当代艺术的人，却对一些当代艺术的现象不仅参加讨论，而且提出了他们的欣赏和赞扬，说明他们是可以欣赏和赞扬当代艺术的，只是他们原来的立场未能给他们转变的机会，艺术政治的立场的转变需要一个转折点。由此，王林旭画展的社会政治意义就显现出来了。

王端廷认为，一般情况下全国政协常委这样身份总是与喜欢和从事传统国画相对应，但是王林旭先生却能够从他画竹获得巨大成功中抽身创作了如此大量的纯艺术的“超象”水墨作品，并且表明自己全球化的艺术思想，这种身体力行的做法，对于中国艺术界更加理解和包容当代艺术的探索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艺术在今天的创新是否遥不可及或者难以令人信服？评价艺术创造是否仅仅依凭以往的传统和技法甚至于材料？朱青生认为理解艺术创作以及寻求艺术创作的突破口，其实还可以从艺术创作发生的环境、条件和过程入手。比如王林旭不仅可以自己到世界各地收集罕见的特殊效果的矿物质颜料，还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征集56个民族采集和提供分属于他们生活区域的代表性材料，使自己的创作不仅获得独特的视觉元素，而且让所有民族的参与行为也成为作品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整个创作的全过程成为不同信仰、不同性格、不同习俗、不同地区的人，因为一件艺术创作活动而彼此的精神进行了流动和融合。这是王林旭先生现在的特殊身份可以做到而且富有示范性的，以此可以有助于人们对艺术创造的狭隘理解和误读。

鉴于王林旭先生的作品中大量使用矿物质甚至金属材料，陶咏白先生建议以王林旭的身份和影响力成立一个基金或者组织，专门研究中国水墨艺术的创新问题，在色彩等许多领域展开学术研究和探索实验，从而推动中国艺术在当代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

五  对王林旭“超象”艺术实践的更高期待

专家学者们在高度评价王林旭先生“超象”艺术实践在国际交流、创新意识、美学价值、社会政治和文化推动等方面成就的同时，也从学术的角度提出了对今后创作的更高期待，主要体现在目前作品的整体结构和视觉效果方面。

岛子先生认为有些画面还可以再厚重一些。比如说重墨层次，适当用一些重墨以增加雄浑感，因为王林旭的作品主要不属于超逸、飘逸和优美的美学风格。另外，画面中间有些虚的地方可以再空灵些，可以留白，现在基本上是满的，中间可以不用色彩，留白，可能空间感、雄浑的风神就更丰富。

殷双喜先生建议作品中间丰富有余，概括还需要做些工作。也就是说，在保证作品层次、内涵、材料、色彩都很丰富做加法的同时，今后可能要一些做减法的过程，不再拘泥于具体的形。有时候景越具体，境界越小，王国维先生当年讨论过的 “景”与“境”的问题今天依然是我们创作时应该高度重视的。殷双喜谈到，在保持画面的苍茫、雄浑这个中国非常有价值的美学品质的同时，要注意苍茫和雄浑一定是整体的，它对视觉的整体感超于对细节的感受。就是说，画面里头其实是有一个内在的结构的，对具体山水意象和具体特殊材料的关注，有时会牺牲掉画面整体的结构。特别是金银材料，它散光，吸引人近处看，导致细节的欣赏，若不慎重会失去对画面整体的控制。

杨卫先生也认为毕竟我们的艺术不是给宇宙看的，而是给人间添彩的，既然是给人间添彩的，那么它一定要有一种人间的秩序和结构在里面。事实上，只有把宇宙观和认识观运用到人间才能转换成世界观。

邓平祥先生在最后的发言中说，在他看来，王林旭先生虽然是以中国水墨为本而趋向于现代艺术，但他作品的结构性超越了一般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他希望王林旭先生的这个富有创造性的结构中要注意显性元素与隐性元素的平衡，也就是理性与感性的平衡，画面控制力量给得太多，就会出现理性损伤感性，一旦伤害了感性，恰恰就伤害了艺术的本质，因为艺术是在感性中间表现真理的。所以他希望王林旭先生以后的艺术创作中，无意识、下意识的东西更多些，要把有和无、虚与实的问题更恰当地解决完美。他表示王林旭先生的艺术有一个非常好的基点，有一个很好的开局，一定可以走出一个更大的空间，上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编辑：陈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