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后期，中国当代艺术从85到90经历了种种波折以后形成了一种具有新文化性质的良好势头。这和国内的文化政策渐渐宽松，及从东南亚经济衰退中摆脱出来的中国经济增长、民营经济在市场中的地位也渐渐的凸显出重要性有关。同时一部分民营企业，为了更进一步的扩大影响，便也效仿欧美大企业，试图建立自己的艺术与文化收藏，并形成自己的另类财富积累，文化与艺术精神，目的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东宇集团成立美术馆的初衷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我当时是被东宇集团聘为美术馆馆长，鉴于我对当代艺术的了解，由我来选定所收藏的艺术家及相关的艺术作品。我当时所选择的是90年代以来的这一个特定时间段中在国内比较活跃的一些优秀的艺术家的作品。这些人及艺术作品，应该说是在沈阳前所未有的能如此集中的展示了中国当代艺术现状，让沈阳的艺术家及青年人了解当代艺术。对东北当代艺术的发展，是有着积极作用的。而且我还尝试收藏了像王友身、汪建伟、李永斌、朱加的录像和装置作品，较早的把影像与装置介绍到沈阳。那时候，沈阳的艺术氛围是应该说是比较活跃的，新的艺术形式，新的观众群，极大地激发了年轻人的创作热情。

90年代后期王兴伟已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艺术家，常以观念与绘画之间的问题作为基本表现。而李大方，秦琦虽还在读研究生阶段，但通过他们的作品和创作的热情也表现出了极大的潜能。正在读本科的由金、杨帆、沙子鉴、陈明焕、孙策等也来找我办展览。可见一个区域，小小的美术馆，给大家带来的文化影响是巨大的。中国的企业及私人美术馆，之所以不能长久的原因，恐怕还不仅仅是企业自身的问题，更应该是社会及公益事业不健全，国家文化政策上的不完善所致，当然具体的企业是导致兴衰的关键所在。所以把众人的利益寄托在一个人的身上总不是一件好事。

2005年以后的中国当代艺术，在一个新的市场经济与外来资本的鼓励下，又一次的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而这一次是前所未有的气势，彻底的动摇了艺术是文化、是修养与学问的信念，它夹杂着时尚、流行及消费，浅层文化席卷而来。使得沈阳的部分艺术家做出了两种不同的反应，一种出走京沪，努力寻找更好的生存与创作环境。另一种却留守在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之上，虽然今天是网络信息的时代，特定的环境与区域之间的文化上总还有着许多不同的地方。这些使得艺术家的语言和生存状态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艺术家的流动，信息上的沟通，不断的国内、国外的走出与归来。“衣锦还乡”者带来的成功的信息，直接刺激或提升了当地艺术家的创作。也有一些艺术家不断的出去寻找新的灵感，再回到本土进行创作。但我们也不能不说“功利”及市场化也常常把人们搞得心浮气躁，这是一把双刃剑。

十年，弹指一挥间，经济政治是意识形态的基础，艺术也不太可能在经济政治不发达、不开明的地域显现为更大的现象，这是大气候所决定的。这种状况对于辽宁沈阳的影响是巨大的。今天外地人一谈到沈阳，几乎就是一个保守滞后的代名词。先进的、创新的、名与利、市场、流行与时尚几乎和沈阳的当代没什么关联，又一次的把辽宁沈阳抛在了多元化的边缘，这在整个90年代尤其明显。使得许多东北艺术家，不得不学会韬光养晦，在学院的背景下，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这时候出生于1950年代的艺术家已开始悄然转型，一方面是由于外部文化的资讯影响，再一个就是市场的需求有关：如韦尔申、刘仁杰、王岩、宫立龙等，还有1960年代出生的王易罡、牟达器、张志坚、王家增等，无论是在作品形式，语言空间还是流通机制上，他们的作品都较上一代体现出鲜活的时代性和国际性。